1935年夏天，中国工农红军的先头部队，穿越了险峻的夹金山，在山下的磨盘石一带，终于与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历史性地接触。那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两支主力红军部队在长征途中实现了期盼已久的会师。
随后的日子里，位于四川懋功的联欢晚会上，两军官兵们欢声雷动，共同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份相聚的喜悦，短暂地冲淡了长途跋涉的艰辛与外部强敌环伺的压力。
然而，在这团结的表象之下，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会师之后，一场力量对比的悬殊瞬间显现：中央红军，历经血战与磨砺，人数已不足两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四方面军却拥有多达八万人的强大兵力，其规模是中央红军的整整四倍。这种巨大的兵力差距，无疑触动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内心深处的权力欲望。
在两河口会议期间，张国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兵力优势，并开始公然提出对红军军事指挥权进行重组的要求。他甚至要求身边的陈昌浩发电报，明确推举自己担任军委主席一职。
张国焘设想的权力架构中，朱德将担任前敌总指挥，而周恩来则退居参谋长之位，这无疑暴露了他意图掌控全局的野心。中央领导层深知此时团结的重要性。
为了顾全大局，也为了尽力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中央做出了策略性的让步。他们最终任命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然而，中央的这份善意与妥协，并未能熄灭张国焘膨胀的野心。相反，他似乎将这份让步视为得寸进尺的信号，其掌控全局的企图反而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此时，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长时间以来都感受着与张国焘合作中的压抑与不信任。他甚至一度萌生了前往中央工作的想法。
但囿于彼时复杂的形势，以及他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特殊身份，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如愿，只能继续在张国焘手下担负重任。
路线之争，大局已定？
进入1935年7月中旬，在芦花前线，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中央领导毛泽东。毛泽东对徐向前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风趣地将他比喻为“母鸡”。
毛泽东称赞红四方面军是徐向前呵护下的“小鸡”，以此肯定了徐向前在部队建设上的贡献。同时，他还亲手授予徐向前一枚红星勋章，以表彰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彼时，中央红军已明确了北上陕甘，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与张国焘坚持南下川康、割据一方的战略主张，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
在1935年8月2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针对红军转移方向的发言，明确地倾向于北上。他的观点与中央红军的战略构想高度接近。
这与张国焘所坚持的南下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徐向前的战略眼光再次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与肯定。在即将展开的包座战役前夕，徐向前再次展现了他的战略远见。
他主动提出由红四方面军担任主攻，攻打通往甘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包座。这一提议再次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显示出他对全局的把控和积极的进攻姿态。
包座战役结束后，红军北上的道路基本被打通，战略态势一片光明。中央急切地命令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尽快向东靠拢，与右路军汇合。
目标明确：两军会师后，将共同向甘肃腹地进发，继续北上。然而，就在中央的紧急命令传达之际，张国焘却从中作梗，态度强硬。
他断然拒绝执行北上的指示，反而固执地要求右路军也转向南下，使得整个红军的战略布局陷入了僵持与混乱之中。
密电风波，惊险一瞬
面对张国焘的顽固不化，身处右路军的毛泽东，深知时间紧迫，大局为重。他联名徐向前和陈昌浩，向远方的张国焘和朱德发出了一封重要电报。
电报中，毛泽东详尽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北上创立抗日根据地，正是红军当前最佳的战略选择与历史机遇。然而，两天后，张国焘的回复电报内容却令人失望。
他以极其强硬的措辞，再次坚持其南下主张，丝毫没有妥协退让的迹象。中央领导层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再次尝试说服。
他们让徐向前和陈昌浩两人联名，向张国焘再发一份电报，措辞委婉而坚定：“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然而，就在徐向前和陈昌浩这份电报发出几乎同时，右路军再次接到了张国焘发来的电报。这次，他的语气更是达到了极致的强硬。
张国焘在电报中命令右路军，必须立即南下，不容置疑。接到张国焘这份态度坚决、不留余地的电报后，陈昌浩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
他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主张右路军应该立即南下。张国焘眼见通过电报无法说服右路军转向南下，心中的野心开始膨胀。
他暗中发出一份密电，直接指示徐向前和陈昌浩，要求他们采取武力胁迫的方式，强行逼迫中央领导层南下，其分裂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这份旨在分裂红军的密电，被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意外截获。叶剑英读罢电报内容，内心感到无比的震惊，但他表面上仍保持着镇定。
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份关键电报扣下，没有声张。随后，叶剑英立刻离开了司令部，携带一份陕甘地区的军用地图，快步去向毛泽东汇报这一紧急情况。
毛泽东得知张国焘密电的内容后，虽然震惊于对方的险恶用心，但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决定在最后的时刻，尝试与徐向前进行一次谈话，争取他的支持。
然而，此时的徐向前，尚不知张国焘密电的具体内容。他只是认为，在长征的紧要关头，红军两支主力部队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分开。
在未能成功争取徐向前的支持后，毛泽东认为已无法继续等待和劝说。他果断决定，率领中央红军不告而别，在夜色的掩护下，紧急向陕甘地区北上。
第二天一早，徐向前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出走，并且在前方设置了警戒哨。前线部队立刻向他请示，是否应该与中央红军的警戒哨发生武装冲突，是战是和。
陈昌浩也急切地将这个问题转向徐向前，等待他的最终决定。徐向前在极度的震惊与矛盾中，却几乎连想都没想。
他冲口而出，发出了那句日后挽救了党和红军命运的千古绝唱：“这世上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
徐向前的这一声命令，如同定海神针一般，瞬间稳住了危急的局面。正是他的这份果断与担当，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严重冲突，化解了党和红军面临的巨大分裂危机。
拨乱反正，终归一统
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张国焘仍不甘心失败。他悍然宣布另立“中央”，公然宣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徐向前对此举动深感震惊，并表示坚决的抗拒。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会议中，徐向前自始至终保持了沉默，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对立场。
会后，他更是选择当面与张国焘对峙，语气坚定地告诉他：“红军与红军不能闹僵。党内有分歧，不管谁是或谁非，大家可以慢慢地谈……”
徐向前进一步指出：“现在搞成了两个中央，要是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嘛！”面对徐向前的直言不讳，张国焘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无法反驳。
时间来到1935年12月，共产国际的电报终于传来，对中国红军的内部纷争作出了明确指示。电报中，共产国际明确取消了张国焘的“第二中央”。
同时，电报高度赞赏了中央红军北上开辟根据地的决策与行动，从根本上否定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为红军的统一指明了方向。
到了1936年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行动方针会议。会上，朱德立场坚定，明确提出了紧急谋求党内团结的观点。
他主张放弃川康根据地的打算，早日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朱德的这番话，无疑是推动红军实现统一的关键一步。
徐向前对此观点立刻表示了明确的赞同和拥护，展现了他始终维护党内团结的坚定立场。连之前态度摇摆不定的陈昌浩，也在此刻转变了态度，表示同意北上。
在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下，加上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力促，张国焘已是大势已去，再也无法坚持其分裂主张。他无奈地同意了北上。
张国焘向共产国际回电，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指示”。他最终不情愿地率领左路军北上，在第三次穿过艰苦的大草地之后，成功与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合。
结语
回溯1935年的那段风云变幻，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不仅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更化解了一场几乎断送革命前途的内部危机。张国焘的个人野心，最终导致了他投敌叛党，晚年身败名裂，冻死异国他乡的凄惨结局。而徐向前，这位在历史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将领，他那句“红军不打红军”的命令，以及此后坚定维护团结的行动，不仅避免了红军的致命分裂，更展现了共产党员顾全大局的崇高风范，使其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彪炳史册。两人的命运轨迹，无疑印证了那句亘古不变的哲理——性格决定命运，而格局，则书写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