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父子
作者： 李亚宁
李天佑，四野一纵上将司令。
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下变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伐之”的千古罪人。对林彪及其死党 “黄吴叶李邱”的揭发和批判，也连带到对其他和林彪有过历史关系的各种人的评价、猜测、揭发甚至撤职审查。
1970年9月的尾声，我的父亲李天佑不幸离我们而去。在那个生命的暮年，他身负军委办事组成员与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两重职责。遗憾的是，因病情沉重，他未能亲自出席当年在庐山召开的会议。最终，总政的李德生主任亲自登门，向他详细汇报了会议的进程。实际上，自1970年1月起，因健康原因，父亲请了超过九个月的病假，并在那期间静心调养，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离世时，年仅56岁。
因未能出席庐山会议，他在所谓的“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得以幸免于难，然而，这却使他对于李德生主任所透露的某些信息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进而导致了他的过早离世。对于我父亲的去世，是令人扼腕叹息还是庆幸之事，这一问题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时光流转的过程中，历经“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的运动，我们偶尔能听到一些宽慰人心的言语：“就算你父亲还在世，也难免受到牵连。”甚至，我之前工作的单位中，一位师长级别的人物曾严肃地表示：“如果不是你父亲过早地离开人世，他可能就会成为继‘黄吴叶李邱’之后的第六个受害者。”那么，父亲的离世，究竟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侥幸呢？
父亲早年毅然投身革命浪潮，正是在林彪同志的英明领导下，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1936年，红军即将展开东征的前夕。他被调至林彪同志任军团长的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担起了团长的重任。当时，杨勇同志担任政治委员。在此之前，他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服务于三军团，从一名普通的连长逐步晋升为副团长、团长，并在二十岁那年，荣获三军团第五师的师长称号。更早些时日，他曾参与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随后随红七军转战各地，最终抵达了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
1937年9月25日，父亲毅然投身于平型关那场炽热的战火，那是一场无疑铸就了他人生辉煌篇章的战役。在这场激战中，他肩负重任，担纲由林彪与聂荣臻指挥的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之职，而杨勇则同时担任副团长兼政治委员。686团作为主攻力量之一，肩负着“拦腰斩断”的关键使命，英勇攻克“老爷庙”，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战斗结束后，父亲全情投入到晋西根据地的建设之中，参与了一系列大小战役。至1938年3月初，他被任命为343旅的代理旅长，与政委萧华、参谋长陈士榘并肩作战，指挥杨得志的685团、杨勇的686团以及邓克明的补充团，共三团兵力，齐心协力，共赴战场。
1939年6月，父亲与刘亚楼、杨至成、钟赤兵、谭家述以及卢冬生等六位红军高级将领，携手踏上了前往苏联莫斯科的旅程。此行旨在接受治疗，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与此同时，林彪同志亦在苏联接受治疗，并肩负起我党在苏联的领导重任。远离战火纷飞的战场和简朴紧张的集体生活，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宁静与舒适中，得以悠闲相聚，畅谈往昔岁月。家中曾珍藏着他们在莫斯科的诸多合影，遗憾的是，在“9·13”事件之后，母亲出于某些原因，将包含林彪同志的照片尽数销毁。事实上，在他们出国之前，还存有一张五人合影，其余三位分别是邓小平、谢觉哉和赵品三（解放后曾任历史博物馆馆长）。在这张合影中，邓小平与林彪这两位历史人物格外引人瞩目，我们家人都认为这幅照片极为珍贵。
那一年，1962年的盛夏酷热难耐，广州军区在湛江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我们全家趁着炎炎夏日，一同前往参加会议。晚餐过后，父亲缓缓向我们道出了他1941年夏季从苏联归国的往事。当时，他们数人历经重重磨难，长途跋涉至蒙古国的乌兰巴托才抵达祖国。然而，当他们抵达绥蒙的大青山时，却不幸遭遇了侵华日军的严密封锁，无奈之下只得停下脚步，最终只能带着遗憾返回乌兰巴托。事后，林彪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畏缩不前”。
1944年春，我的父亲圆满结束了从蒙古至延安的归途。翌年，在党的“七大”闭幕之际，他随林彪等领导一同乘坐美国援助的飞机，奔赴太行山129师总部。最近，我从江华之子虞大江处得来一张他们分别时的合影。照片中，即将启程的队伍身着戎装，背负降落伞带。林彪就站在父亲身旁。与他们告别之际，他们面容庄重，毫无笑意。他们深知，此次空中之旅将把他们送回烽火连天的战场。延安，我们何时能再相聚？前方，我们将肩负怎样的使命？之后，部分同志辗转至东北，在那里，父亲在林彪的指挥下，再次投身于解放战争的滚滚硝烟。
昔日在东北，天佑同志屡屡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救林总于危难之际，此事早已传为佳话，被众人称颂。近日，家父不幸离我们而去。在叶群阿姨探望母亲时，她无意间透露了一则往事。她提到，在我父亲担任松江军区领导时期，他在林彪元帅遇到困境时曾伸出援手。这一消息是由我们几位兄弟姐妹亲耳从她那里听到的。叶群阿姨回忆说，在我父亲任松江军区领导期间，他与林彪元帅一同考察地形，同行者还有阎仲川同志（曾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后晋升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其他警卫人员。有一次，他们在村庄附近夜宿，父亲担心土匪偷袭，便提前唤醒了林总，让他们在天亮前出发。然而，刚过河就遭遇了土匪的追击。县大队在河对岸与土匪交火，最终成功保护了林总和父亲等人，使他们免受追击。我们之前从未从父亲那里听到过这件事，而母亲的反应也表明她似乎也是首次听说。多年以来，我多次试图邀请阎仲川叔叔讲述这段历史，但由于故事涉及林彪，加上叶群阿姨的讲述，我担心外界得知后的反应。遗憾的是，当我开始意识到尊重历史的重要性时，阎仲川叔叔却已离世多年。如今，我更加好奇，如果这个故事确实发生过，为何父亲从未向我们家人提起？难道他对这件事并不看重吗？
传言纷至沓来，李天佑被誉为林彪所倚重的心腹干将。此等传闻背后，实则映射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林彪对先辈所托付的深厚信任。这种现象，实则并不鲜见。
万毅的父亲继任了万毅所指挥的一纵队的指挥职务。1947年4月，林彪和罗荣桓作出决策，将万毅的父亲从松江军区司令员和哈尔滨卫戍司令员的职位上调至一纵队，担任司令之职。一纵队乃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东北民主联军更名而来）总部对各纵队的战斗力进行了评定，其中一纵队的1师和2师被认定为东北野战军中最强大的主力部队。万毅，出身东北军，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年长于父亲，且军旅生涯更为悠久。李天佑，曾是686团的初创团长，在平型关战役中表现英勇。万毅同样才干卓越，他一手锻造了一纵队的核心战斗力。在罗荣桓的指导下，万毅领导部队由山东迁至东北。如今，若要将他调离一纵队，他是否愿意放弃所领之地？从万毅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起初万毅不愿离开一纵队，坚决要求继续留任，并请求其他领导协助他向林彪表达这一意愿。经过与林彪的沟通，林彪最终同意万毅继续留任部队，并任命他为政治委员，对其工作提出了具体指示。“虽未踏入政治的殿堂，却须精通指挥的艺术。”万毅洞察秋毫，林彪的用意显然是希望他在李天佑的悉心栽培下，深入探求军事指挥的奥妙所在。
次之，有“三战四平”与“四战四平”之称。1947年春，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129军的春季战役给予了重创，从而显著改变了敌我双方的战局。为实施外线作战，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局，林彪、罗荣桓当机立断，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夏季战役。四平位于东北腹地，不仅是中部交通的枢纽，更是东北的战略要地。自日本占领时期起，四平就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国民党守军陈明仁部更是加以加固。在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四平进行的前两次交锋之后，此次为第三次，故称为“三战四平”。面对这场规模庞大的城市攻坚战，我军尚缺乏实战经验。守城的主力是陈明仁的71军，虽然并非蒋介石的亲信，但陈明仁作为黄埔一期生，曾在蒋介石东征惠州时英勇无畏，声名鹊起；在滇西率军抗日，亦创下赫赫战功，名垂青史。林、罗两位领导指令一纵、邓纵及六纵一个师，配备五个加强炮兵营，围攻四平守敌。攻城部队由我父亲与万毅共同指挥。在战斗动员中，我军政治机关明确提出“生擒敌71军军长陈明仁，记特等功”，并提出先突破敌主阵地、占领敌指挥所，即授予“四平部队”光荣称号。全军士气高昂，口号声震天动地。在重赏之下，勇士们纷纷云集！
在四平攻坚战中，尽管我军竭尽全力，战略目标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以偿，战斗的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经过15个日夜的激战，面对敌军援军的步步紧逼，林彪将军不得不下达撤退的命令。虽然此役对敌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他们的军心，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四平城未能被我军攻克，反而我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光一纵的伤亡人数超过了4000人。当时，部队内部怨声载道，不满情绪弥漫。作为指挥官的父亲，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至20世纪80年代，一位当年参战的老秘书在我母亲面前直言不讳地透露，你父亲自苏联留学归来，急切地希望在东北战场赢得几场胜利。当时，这样的讽刺之语或许并不少见。在1952年，我父亲亲自撰写自传时，坦率地表示这次战役的失利给他带来了深刻的思想震动，以至于他“不愿多提”。
经受了四平之役的挫败，林彪毅然担当起领导之责，并激励下属深入总结经验与教训。7月13日，他特意为父亲泼墨挥毫，书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亲笔信——
天佑同志：
2日总部发布的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的总结电文，恳请各位同仁务必予以高度重视，切勿轻率对待。必须深入细致地剖析研究，以便在未来的思想工作中树立明确的标准：坚定不移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立足于实际情况（这一原则我们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坚守革命的效果主义原则，并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对这些原则要有深刻的认识。尽管各位同仁各有所长，潜力巨大，但在思想层面仍需更加脚踏实地。特别是在夏季攻势，尤其是在四平战役期间，从你们的电报及实际行动结果来看，暴露出思想上的不足和见识的局限。为了未来的胜利，恳请各位深入挖掘经验教训，并认真研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任何带有主观主义倾向的行为，不论其被赞誉为勇敢还是谨慎，最终都将导致损失而非胜利。正确的思想标准应包含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行动中要充分调动战斗积极性，同时必须立足于胜利的条件。对于有望取胜的战斗，必须精心组织，坚决执行；而对于难以取胜的战斗，则应果断放弃，避免无谓的损失。若在无法取胜的战斗中强行作战，或者在可胜的战斗中忽视战术，必将导致部队日益衰弱，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害。以上原则对我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希望各位能够深刻领悟。这些原则也是我在不断深入理解的过程中所努力遵循的。
林彪，7月13日
仅仅八个月后，随着次年2月27日的到来，“东总司”正式发布了重启对四平攻势的命令。此举正式拉开了四战四平战役的序幕。
《三十八军军史》记载，在我军对敌发起冬季攻势之际，林、罗两位首长把握冰雪未融之际，对我军大兵团行动极为有利的时机，果断地再次向战略重镇四平发起了猛烈的攻势。此役旨在摧毁敌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的关键据点，进一步孤立长春与吉林之敌；同时，意在诱使沈阳的敌军出兵援救，借此良机大量削弱敌军的有生力量，为东北全域的解放打下坚实的基石。由此观之，此次攻占四平的战略意义更为凸显。
“东总司”重托在肩，指派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七纵队协同作战，同时委以炮兵司令部下辖的四个炮兵团重任，共赴四平城内击溃敌军的艰难战役。本次行动，由一纵队首长统一调度并担任指挥职责。（《三十八军军史》）
在并肩作战的同一阵线，为了达成我们共同的战略愿景，竟然连续上演了两场规模浩大的战役。在这两场激战中，首战的主帅在遭受挫败之后，竟出乎意料地再度被赋予重任，肩负起指挥后续战事的重担。我坚信，这无疑是林彪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的巅峰之作！
不论是在往昔或是未来，总有人简单地将林彪在战局纷扰、局势胶着之时，重新起用李天佑之举，视为他对其信任与重用的直接反映。然而，若我们对此进行细致的解读，不难洞察，这一决策背后，实则蕴含着林彪（以及政委罗荣桓）的深远策略与精心考量！
在东北野战军确立兵团编制之前，重大战役的指挥常由临时指派。对于如此关键的作战任务，若委以李天佑负责四平之战，能否成功规避过往的失误？特别是，他直接统领的三纵韩先楚与七纵邓华，两位将领不仅在军事资历上，更在指挥艺术上表现非凡。他们是否会服从并支持李天佑的统一指挥？作为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林彪必然会对这一决策进行慎重考量。
鉴于当前敌我军事格局及我军强大的作战能力，攻克四平之战胜利在望已是显而易见；再者，三战四平的失败所积累的深刻教训，使得李天佑及其所属一纵的指挥团队在攻占四平的心理准备与实战经验上更加老练；最终，李天佑再次被委以重任，这不仅体现了对他的信任与关怀，同时也赋予了他一个重塑威望的绝佳机会。
父亲与他的战友们不负林总的殷切期望，在历时23个小时的激战之后，最终赢得了四平之战的辉煌胜利。这座自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历经两年风雨，饱受四次保卫战与攻坚战的考验的四平城，今日终于被攻克。东北战场的数十万战士得以尽情抒发胸中郁积的怨气，而我的父亲也卸下了肩上的重担。四平的解放，为为期三个月的冬季攻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此战胜利极大地重塑了东北战场的军事与政治格局。在经过数月的休整之后，我军随即投入到辽沈战役的激流勇进之中。
附带一提，1949年，陈明仁将军的长子陈扬钊，彼时已圆满完成黄埔军校第19期的学业，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副营级职务。他追随父亲参与了长沙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陈扬钊在多个重要机构，包括全国政协与广东省政协参事室，担任了要职。2002年，他正式退休，享有正厅级的待遇。1995年8月的一个日子，我在京西宾馆的一间客房中偶然遇见了受邀来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的陈明仁将军之子——陈扬钊。当时，他已年迈七十四。我亲切地称他为“陈大哥”。我们共同回忆起在四平战役中，他的叔父陈明信，时任71军特务团团长，不幸被我军俘获的往事。我不禁遐想，若当时他的父亲陈明仁也遭遇同样的命运，尽管我军可能赢得更多“特等功”的荣光，但历史或许会失去一位长沙和平起义的关键人物。2014年，在广州出差之际，九十三岁高龄的陈大哥热情地邀请我和我的朋友们至其家中共进晚餐。这些珍贵的回忆，我们在此暂且搁置。
2014年，在广州的那段难忘岁月里，我有幸与几位至交好友一同受邀，齐聚陈大哥（居中）的府邸，共度欢乐时光。随着盛宴的落幕，我们与陈大哥握手道别，结束了这次愉快的相聚之旅。
第三战局定址于天津。1948年11月，解放军第一纵队正式更名为第三十八军，李天佑同志荣膺军长一职，梁必业同志则担纲政治委员。至12月30日，第三十八军肩负起攻克天津的庄严使命。遵照既定的作战命令，该军与第三十九军并肩作战，自天津西部发起猛攻，直指东部。在这场主要攻势中，指挥的重任由我的父亲与政治委员梁必业同志共同肩负。第三十八军与第三十九军同心协力，如同滔滔江水，奋勇向前，率先占领了会师地金汤桥，进而深入至天津警备司令部，成功擒获了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中将。战事结束后，父亲应《红旗飘飘》杂志之邀，撰写了一篇题为《红旗插到天津城》的回忆文章。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之际，我的父亲曾在林彪将军的指挥下屡建奇功，参与了众多关乎胜负的决定性战役，其中不乏惊心动魄的激战与殊死搏斗。他所率领的三十八军在我国军事史上铸就了赫赫声名。在国家生死攸关的激战中，铁血与英勇交织，这段经历无疑加深了林彪将军对父亲的认知与信任。与此同时，父亲如同那个时代的无数战友，对林彪将军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充满信心，并对他怀有由衷的崇敬。这一点，无疑是毋庸置疑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我的父亲便在广西军区、广州军区以及总参谋部担任要职，肩负着众多关键的领导职务。林彪将军自执掌中南军区以来，逐步攀升至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位，并于1969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依据党章的明确规定，被正式确立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我想，即便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段充满变数的政治动荡时期，父亲内心或许有所疑虑，但他无疑会感到由衷的喜悦。他的老领导“林总”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赢得了毛主席的深切信任与重托，荣膺全党的副统帅之位，这无疑是对他职业生涯的最高赞誉。
1966年秋，军队院校中的学生仿效地方院校，开始在公共场所张贴标语和海报。鉴于父亲曾在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参与文革指导，并对该学院领导给予了庇护，一些对该院抱有异议的学生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贴出了“打倒消防大队长李天佑”的口号。国庆节当天，也就是10月1日上午，父亲与其他领导一同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毛主席时，毛主席忽然驻足，微笑着问父亲：“你经受住了考验吗？”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父亲一时困惑。是毛主席出于关心而提问，还是其中暗含某种提示？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政治含义，还是仅仅是一句随口之言？父亲一时无法作答，目光投向了站在毛主席身边的林彪。林彪代表父亲回应道：“尚未通过。”毛主席语气轻松地回应道：“天佑天佑，愿苍天庇佑。”说完，他踏步前行。父亲这才如释重负地深吸一口气。他事后回忆，毛主席之所以突发此问，或许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墙上的名字标语。“幸亏林副主席及时为我解了围。”
林彪有意让父亲执掌昆明军区司令一职。他进一步解释说，起初他曾计划由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接替，但考虑到温玉成可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他最终决定将这一重任托付给父亲，并派遣温玉成前往总参谋部接替原职。“我们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搬迁。”父亲语气坚定，仿佛在宣读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当时我年仅十七岁，弟弟也仅有十三岁，听闻此消息后，我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天真地欢呼：“那我们就可以去西双版纳游玩了！”
遗憾的是，该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践。据传，温玉成同志接掌总参一职后，对父亲肩负的重任一时难以全面领会。那时，总参机关是三总部及北京各军兵种中唯一维持秩序的领导核心，曾面临过上百名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门，意图对父亲进行批斗的危机。总参谋部不仅要肩负全军战备、训练及对外援助等繁重领导职责，还要努力克服“文革”期间政治运动的诸多干扰，确保总参机关的稳定和全军军事指挥的连续性。由此可见，当时总参职务的领导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实属沉重。
“您的父亲，昔日曾是林彪将军麾下的一员，执掌四野主力一纵的帅印。即便后来他被调至首都任职，在节假日期间，也极少光临林彪将军的府邸——林彪将军因健康原因，多数时间都在家中处理公务……您的父亲，性情谦逊，行事低调。”
在1968年新春佳节之际，晨曦微露，空气中弥漫着清冷与明媚。父母亲亲昵地告诉我，当天上午他们计划带我前往林副主席的府邸，向他致以节日的问候。这番安排源于毛主席的一位远亲寄来的一封诚挚信件，信中恳请母亲帮助寻找她在哈尔滨教育局共事的旧同事叶群，以协助叶群完成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证明。在这充满欢乐与祥和的氛围中，父母决定携手前往毛家湾，向林副主席表达我们至诚的敬意和诚挚的祝福。
无疑，全国上下都热切地期待着我们的胜利喜讯。于是，父亲起身前往林彪师长处，意图了解是否有新的指令下达。然而，当他步入林彪师长的居所，却见师长正戴着助眠仪器。父亲顿时感到愧疚，意识到在战事紧张的前夜，自己的打扰或许让林彪师长无法得到必要的休息。在“9·13”事件之后，这篇回忆录在重印时，关于林彪的这一章节已被删去。
我深信，父亲对已故的林彪老领导所抱持的崇敬与关怀，源于他内心深处那份真挚情感的流露。
1969年4月28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汇聚了诸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等资深成员，同时也包含了我父亲和李德生。鉴于我父亲长期以来的辛勤付出，他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他在1969年下半年向组织提出了休养申请。直至1970年1月，他才接到了正式的休假通知，这才从工作岗位上正式退下。
1970年10月，父亲病故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林彪在家里接见我们全家。在向我母亲询问了父亲的病情和后事等一些情况后，林彪说：“天佑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对敌人狠，对同志和。干了几十年革命，打了几十年仗。”在1970年那个特殊的年月，能受到林彪在家里的专门接见应该是我们全家很荣幸的事情。仅仅一年以后，全家人对此事就讳莫如深了。
1994年1月8日，这一天，载入史册——父亲迎来了他八秩华诞的荣耀瞬间，一场盛大的纪念座谈会亦在此庄严启幕。在座谈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亲自挥毫泼墨，题赠“忠诚一生，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的墨宝，以表达对父亲高尚品格的由衷敬意。此外，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上将亦以“一代名将”的尊称，出席了这一盛会。
载于《作家文摘》
2007年第1097期
本文有修改
作者青年时代
《我的父亲李天佑》
李亚宁先生于2020年4月6日与世长辞。本文及所附图片，均由李亚宁先生及梁爽女士无私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