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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力行社（对外称“中华复兴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成立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不断高涨，对国民党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在湘、鄂、赣等地，中共领导的红军和苏区得到很大发展，严重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与此同时，国民党组织涣散无力，四分五裂，内部派系纷争不已，政权岌岌可危。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提出了“安内攘外”的口号，坚持“抗日必先剿共”，并扶植其亲信成立各种秘密组织，以达到拥蒋统一的目的。
1、复兴社的组织
当时蒋介石所亲信的部分黄埔军校学生纷纷要求团结起来，共同成立一个组织，拥戴蒋介石为领袖，以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危机，消灭各种敌对势力，统一全国。黄埔四期学生滕杰首先草拟一份计划书，提出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
滕杰的建议得到了其他一些黄埔学生的热烈赞同，一致同意采纳贺衷寒所提议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名称，并开始了酝酿活动。在蒋介石的大力扶植和直接领导下，“三民主义力行社”于1932年3月在南京成立，成员约200余人，其主要骨干均为蒋介石所亲信的黄埔军校前六期学生。
关于力行社（复兴社）的核心人物，过去曾有所谓“廿八星宿”和“十三太保”的说法，分别是指该社20多位原始筹备人和最初10多位干事而言，虽然数字不一定确切。
其主要人物有：滕杰、贺衷寒、酆悌、邓文仪、胡宗南、康泽、曾扩情、萧赞育、桂永清、潘佑强、葛武棨、周复、杜心如、戴笠、郑介民、袁守谦、刘健群等。这一批人大多数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乡间和小城市，生于满清末年，长于民国初年的混乱局面中。
他们中许多人有过留俄、留欧或留日的经历。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都有过与共产党直接斗争的经历。所以“力行社的反共态度，不仅是执行蒋中正所定的政策，而且更根源于很多社员个人的经历与了解”。
这个秘密组织由内而外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它是整个组织的核心，为最高决策机构；
第二层是平行的“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为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机构；
第三层是中华复兴社，为领导群众、直接执行决策的机构。
从中央到基层则分为4级：中央为总社，省级为分社，县级为支社，区级为小组。它对内对外通用的名称就是“复兴社”，所以一般用“复兴社”来代指上述整个秘密组织系统。
复兴社以“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复兴中华”16字为纲领。其组织规则章程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社章》，分为总则、宗旨、职掌、组织、附则五章。
复兴社社员主要是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及文教人员，也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多时达到50万人。复兴社以拥蒋统一为宗旨，具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在其存在的6年中，一直是蒋介石国民党推行“安内攘外”政策和“民族复兴运动”的重要工具。
力行社（复兴社）总社设干事会与检察会，干事会由干事13~15人组成，并推3~5人为常务干事，干事会设书记（长)一人，奉领袖蒋介石之命，领导执行社务。检察会由7~9人组成，推举一人为常务检察。干事会之下分设组织、宣传（训练)、军事、特务、总务五处。
从1932~1938年，力行社先后八任书记长分别是：
第一任：滕杰(1932.2~1933.2)；
第二任：贺衷寒（1933.3~1934)；
第三任：刘健群（1934)；
第四任：酆悌（1934年底~1935.11)；
第五任：刘健群（1935.11~1936.7)；
第六任：邓文仪(1936.8~1937年初)；
第七任：郑介民(1937.2~8)；
第八任：康泽(1937.8~1938.5)。
复兴社（力行社）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它在人事、组织和活动方面，都保持秘密，遇到需要时，就借助各种机构、团体作为掩护，以各种面目出来活动。复兴社将其他所有机关团体，都视为渗透的对象，派社员打入其中加以控制。复兴社的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军事和社会两个方面。军事方面，复兴社控制了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党务系统，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和影响，并对非中央嫡系部队进行监视和渗透；复兴社还负责国民军事训练，对全国青壮年和高中以上学生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将其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学校军事教官利用军训所赋予的权力，对学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监视和管束，并从中发展复兴社组织。在社会方面，复兴社除了本身所设立的调查课、特务处、别动队等机构，还通过其重要骨干分子掌握了宪兵部队、警察机关及各省的保安处，对社会各阶层进行监控和统制。
复兴社成立后，对思想意识形态非常重视，集中人力物力，积极宣传“安内攘外”政策、力行哲学和“民族复兴运动”。
复兴社在南京、上海等地创办了《中国革命》、《前途》等大型刊物，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大肆进行宣传鼓动；先后出版了贺衷寒的《一得集》、《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国之路》等小册子，对其主张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和阐述。
在这些宣传中，复兴社提出“所谓安内，不仅仅是剿共，兼指党内的团结和国内的统一”；“要达到民族复兴，就必须恢复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固有的民族道德，倡导‘知难行易’的力行哲学”；并反复强调要统一思想信仰和“巩固领导中心”。
2、复兴社的内斗
复兴社的理论宣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强调信仰领袖，主张领袖独裁。
贺衷寒宣称：统一的“力量原于信仰”。“思想是政治的原动力”，“信仰即是思想的神圣化”。
第二，在文化上，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提倡统制主义。中国文化学会在其《缘起》中提出：“我等不信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义，生而为人就没有自由。…我等以两重意义反对前期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我等提出责任一词以反自由。”
上海《前途》杂志公然主张对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一切领域实行统制：“文化被统制于民族精神，则国家的一切，无论政治、伦理、道德、学术思想，可上轨道，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统制。”
第三，在行动上，提倡“铁血精神”，反对“温情主义”，主张以“刀和剑”、“铁与血”来实行民族复兴。
中国文化学会在《缘起》中称：
“小资产者之温和主义原是十分美丽，但时势正转入粗暴，温和主义无能为力。”《中国革命》周刊在发刊词中提出：“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这也就是蒋介石和复兴社所提倡的“硬干、实干、快干”的力行哲学。复兴社从事思想理论宣传的主要目的，是企图“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对抗共产党”。
蒋介石在指使贺衷寒、康泽等黄埔学生秘密组织复兴社的同时，又示意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在党内秘密成立了“青白团”，当时被称为CC派，以控制国民党的组织系统。
复兴社与CC派这两个秘密组织，是蒋介石所依靠的主要政治工具，也“是一九三○年代国民党政权下，最富组织能力与群众基础的两大派系”，复兴社与CC派虽然在拥蒋反共方面是一致的，但相互之间却存在尖锐的矛盾，为了争权夺利，摩擦一直不断。
有的前复兴社员后来这样分析双方之间的矛盾：
“复兴社对CC团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会社员一般对所谓‘异党活动’的防制，倒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只有对CC团的明争暗斗，才是真正‘劲头十足，斗志昂扬’，而且几乎都是自发的，组织领导还得加以适当的控制才行。…复兴社对CC团的斗争，主要也只在于争活动场所、争群众和争声势、争表现，还说不上是政权的争夺。”
自从这两个秘密组织成立之后，复兴社与CC派的明争暗斗就成为蒋介石集团内部矛盾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成了国民党政权一个难以治愈的政治恶疾。
复兴社内部也是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从1933年起，复兴社内部就掀起了权力斗争的暗潮，其核心问题是争夺蒋氏之下的第二席地位。复兴社内形成了以社员籍贯为基础的湖南、浙江、江苏和西南四大派别，贺衷寒、胡宗南、滕杰、康泽分别成为这四个派别的领袖。
贺衷寒“是黄埔系和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他长期控制着国民党军队的政训系统，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居，受到不少湖南籍黄埔学生的推崇，在复兴社中“他的发言和一切行动表示，都始终是居于权威地位的”。
但由于其性情关系，“对内建设性少而破坏性大”，故很多人向蒋介石报告社内存在“湖南人的小组织”，也引起了蒋对贺的猜忌。
胡宗南军权在握，又得到戴笠特务系统的鼎力支持，俨然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虽然他在复兴社内未担任职务，但在复兴社里“都对他特别表示尊重，凡有大事，无不征求他的意见，他的然否往往是具有决定作用”。
滕杰最初推崇贺衷寒为蒋氏之下力行社的领导人，后来也独立起来，自成一派。
复兴社内部的派系矛盾，到1934年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导致组织内部的涣散无力。是年8月，复兴社奉蒋介石命令召开会议自行检讨，萧赞育因在庐山未能出席，特写一函致刘健群陈述意见。
信中主张“将团体重心和今后发展方向，均集中于国民军事教育，军队政治训练，保安团队训练”等几个方面，“再加以特务处之工作，别动队之工作，交通研究所、星子特训班之工作，真正能通统团体化，无丝毫私人产业之观念杂于其间”。
可见当时复兴社内各个集团都凭借自己所掌握的部门和权力自谋发展，团体的凝聚力日益减弱。此次检讨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结果，故有人认为它是复兴社的最后一幕，此后两年多的复兴社只是苟延残喘而已。
3、康泽与复兴社
复兴社到三青团的演变过程中，康泽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
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由国民党派送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历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力行社（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
在复兴社到三青团的演变中，康泽之所以重要，因为他是复兴社最后一任书记长，又是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首任处长，复兴社组织由他负责结束，三青团组织又由他负责组建，他是从复兴社到三青团这一转变过程的实际操作者。
康泽是力行社（复兴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积极参加了复兴社的发起和组建活动。
复兴社成立后，康泽担任总社干事和宣传处长，负责主办复兴社机关报《中国日报》，大肆宣传“安内攘外”、“复兴民族”、“拥护领袖”等主张。
此后又担任了革命青年同志会书记，在文职人员和教师、学生中间吸收成员，扩展组织。
在当时力行社（复兴社）干部群中，康泽是一个“能吃苦耐劳颇有机动力而具有野心者”。据称他有心模仿斯大林，非常注意观察蒋介石的领导方法和能力。
他曾向别人分析说：蒋对国内情况与国际认识与我们相差不远，但指导人工作的方法，非常高明；蒋氏用人，一件工作上一定用两个，因不放心也；蒋氏的头脑一天到晚都在想事，故时刻下条子，但缺点在下条子后，缺乏继续跟踪的努力。康氏的这种观察，固然是下级为了解上级的一种表现，但亦显示出他的用心所在。
使康泽在复兴社中独树一帜、自成系统的，是他所成立的“西南青年社”和所主持的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和军委会别动总队两个机构。
1932年，康泽以便于在西南地区（川、滇、黔等省）开展工作为由，数次提出要成立西南青年同志会，贺衷寒、滕杰因担心康泽借机发展西南小组织而加以否决。
但经康泽多方努力，终于在1933年春成立了西南青年社，由康泽负责主持，其主要成员皆为来自西南各省的力行社社员，如叶维、任觉五、李秉中、柏梁、毛嘉谋、严泽元、李天民等人，最多时成员达3000人左右。
西南青年社是康泽个人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江西苏区的围剿，1933年在南昌创办了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后迁往江西星子县，简称“星子特训班”），由康泽任班主任，对军校毕业生和招考的政工人员进行短期培训。
在复兴社所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中央军校特训班是持续时间最长、培训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曾被蒋介石誉为“革命的正统”，因而名声大噪。随后，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别动总队，由康泽任总队长。
别动总队是为了围剿苏区而组织的特种警察部队，负责户口清查、保甲编练、壮丁训练、碉堡构筑等活动，推行新生活运动，同时进行清剿和反游击作战。别动总队先后成立了6个大队，活动范围遍及豫、鄂、皖、湘、赣、苏、浙、闽八省，成为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的得力工具，当时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军校特训班和别动总队的建立，使康泽有了自己的文武班底和政治资本，他在复兴社中的地位也不断攀升，开始与贺衷寒、胡宗南、戴笠等人并驾齐驱。
还值得一提的是康泽在四川进行的活动。1935年春，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进入四川，蒋介石组织参谋团入川，指挥川军实行围追堵截。康泽奉派兼任参谋团政训处长，率领别动总队入川，进驻重庆、成都等地，在当地大力发展复兴社组织，并对川、滇、黔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拉拢，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迅速渗入西南铺平了道路。
康泽在四川把别动队、政训处、国民军训会以及复兴社四川支社和重庆区社的工作联系并统一起来，成为这一系列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由于康泽所主持的各项活动“日形重要”，他在复兴社内“有逐渐独立之势”。
康泽接任复兴社书记长职务，是在1937年8月。他是复兴社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任书记长。
康泽简要地回顾过他接任该职的经历：
“1937年8月间，我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到陵园去见，到时，看到刘健群和桂永清等也在那里。蒋介石对他们几个人说：‘我想复兴社的书记由他（指着我）来接替怎样？’他们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很好！’蒋介石说：‘那就是这样决定。’于是他就下手令了。我考虑接替复兴社书记职务需要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和比较可以建立威信的常务干事会。我向蒋介石提请以贺衷寒、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和我自己任常务干事会干事。蒋介石裁可了。
关于各处的人选，我提请以梁干乔任组织处长；滕杰任训练处长；白瑜（复兴社在上海及伦敦的活动分子)任宣传处长；特务处仍旧；王超凡（黄埔四期）任总务处长；周复任监察会书记；任觉五、陈介生（黄埔五期，柏林大学，原复兴社柏林负责人)任总社干事会助理书记。蒋介石也裁可了。蒋介石把这些重要人事核定以后，我就去接替书记的职务了。1937年9月间，我接替了复兴社总社的书记职务以后，我决定的步骤是，先了解并清理总社的工作情形，然后再了解并清理各地方组织。蒋介石核准了我这个步骤。”
康泽就任后便大量布置他的亲信于复兴社各省市分会，并更换了许多分会书记。
康泽接任复兴社领导职务之日，正是该组织内部四分五裂，趋于涣散之时，颓势已经难以扭转。段锡朋曾称国民党内有两位具有组织天才者，一为陈立夫，一为康泽。
但由于他的胸襟不够宏大，认为组织须由他来领导，故对以往的任何作书记的人，都表不满，在力行社的后期，他只注重发展自己的别动队，置社务不顾，亦不参加力行社的干事会。他出掌书记时，组织已接近尾声，加上抗战的急务，使他无能为力”。
可能康泽本人也不曾料到，他接任复兴社书记长后的一个主要任务，竟是办理复兴社组织的结束事宜，成了名副其实的复兴社终结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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