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5日21时20分，中国外交部针对瓦格纳集团事件回应记者提问。外交部表示，此事件属于俄罗斯内政范畴。作为俄罗斯的友好邻邦以及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稳定局面，推动国家实现发展繁荣目标。
不少人提到瓦格纳兵变事件都觉得难以置信。这场震惊世界的武装兵变全程没发生交火，也没有出现流血情况，迅速就落幕了。这支曾经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手中最锐利的武装力量，险些将枪口对准莫斯科。
一觉醒来听说瓦格纳集团发动了兵变，再一觉醒来又传来他们主动撤军的消息。这场兵变预计会对俄罗斯政坛产生深远影响，相关连锁反应将在后续一段时间内逐渐显现。当全球目光都集中在瓦格纳兵变事件上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官方账号发布了一篇少见的文章：
秋收起义后，因战事不利，导致部队士气低落。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红军进入三湾地区，并开始了“三湾改编”。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当人们读过一篇简短的文章，并将其与近期发生的瓦格纳兵变事件联系起来后，不禁再次感叹毛主席的伟大和他所具有的长远战略眼光。那么，96年前的三湾改编究竟为何意义重大？当年毛主席为何要推动这项改编呢？这一切，还要从秋收起义讲起。
1927年5月21日，湖南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起反革命政变。当天，他指挥势力突然对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发动袭击。此次行动中，大量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遭到大肆搜捕屠杀。这一事件史称“马日事变”。
那段时间，整个湖南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汉口秘密举行，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毛主席参会时是中央候补委员。在这次会议上，参会人员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进行武装起义的方针。毛主席身着长衫，随后，他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
过去我们批评中山先生只专注于军事运动，而我们却完全相反，不开展军事运动，只致力于民众运动。后来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军事工作，要知道政权是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的。
据会议记录显示，毛主席是首位进行发言的人，也是发言次数最多的参会者，前前后后一共发言7次。毛主席觉得大家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广东，湖南同样极为关键，湖南的民众组织规模比广东还要大，只是缺少武装力量。
八七会议上，会议选举瞿秋白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瞿秋白询问毛泽东是否愿意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直接回答说，自己不想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而是打算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同时提出想回湖南直接领导武装斗争。
中共中央作出改组湖南省委的决定，派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协助新任的彭公达开展省委改组工作，落实中央新政策，为领导湖南秋收暴动做准备。1927年9月9日，毛主席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
当时敌强我弱，三路起义部队先后遭遇挫折，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都很严重。战斗接连失利让部队前途陷入迷茫，加上敌人持续追击，队伍中出现大量逃兵，局面难以控制。与此同时，部队里疟疾疫情蔓延，药品和医护人员严重短缺。这让即便愿意留下的战士也感到前途无望。
那时部队的状况究竟有多差呢？我们可以从开国元勋们的回忆中了解。开国中将赖毅晚年还记得当年秋收起义残部的情形，他说：
部队里笼罩着低落的氛围，不少有知识背景或军官身份的人，眼看局势似乎已注定失败，便纷纷悄悄离开。部分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共产党员，也在此时背离革命，走上叛变或消极对待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怂恿下，借着放哨的时机全员逃跑，还带走了所有武器装备。当时，逃亡之事已公开化，投机分子之间互相打听：“你走不走？”“你打算去哪儿？”这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根据资料记载，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这一中心城市。起义部队一开始成功攻占了醴陵、浏阳县城等区域，然而很快遭到敌人的猛烈反攻。眼看部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毛主席当机立断下达命令，要求各起义部队立刻停止进攻，迅速撤到浏阳文家市。
9月19日晚上，毛主席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起义部队后续的进军方向。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卢德铭，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第一团代理团长陈浩，第三团团长苏先骏以及第三团团部支部书记彭商人等营以上干部。
会议上大家争论得很激烈，部分人觉得仍应进攻长沙。像苏先骏就说：“革命搞了这么长时间，最后却跑到山上当‘山大王'，这算哪门子革命？”毛泽东则认真分析了当下局势，指出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已遭遇挫折，且敌人的主力都集中在城市。他认为，此时若继续进攻长沙，就如同拿鸡蛋去碰石头，只会招致更大的损失。
基于实际情况，毛泽东提出需调整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打算把剩余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粤赣边界农村区域。随后，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获得了前敌委员会中包括总指挥卢德铭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这一决策后来被称作“文家市决策”。
前敌委员会最终做出决定，放弃实施攻打长沙的计划，让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向湘南方向撤退，进而去寻找新的立足之地。然而情况不妙，当部队行进到萍乡县泸溪镇时，遭到了敌军和地主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此次袭击导致部队伤亡惨重。成功突围后，残部里不断有人员逃离。
毛主席觉得该采取行动了，他打听后了解到附近有个群山环绕的山沟叫三湾。要是部队能到那里，既能摆脱敌军追击，还能通过宁冈茅坪的山路直达罗霄山脉。9月29日，毛主席率领部队终于到达永新县三湾村。
此时起义部队人数从最初的五千多人，减少到不到一千人，但编制仍维持起义初期的架构。由于已经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在三湾村获得了休整机会。抵达三湾村当晚，毛主席在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秋收起义以来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
开国上将张宗逊曾回忆，秋收起义结束后，部队接连遭遇几次挫折，打仗造成人员损失严重。加上长时间行军转移，队伍里病号增多。特别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没跟上，士兵们人心不稳。当时，毛主席在带领部队前往三湾村的途中，多次找指导员交流。
毛主席常找第一团连指导员何挺颖交流。何挺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团指导员，很擅长政治思想工作，这使得他所在连队没有逃兵。谈话时，毛主席认真听取何挺颖对军队建设的看法。
何挺颖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部队吃了一些败仗、主力人数减少并非最让人担忧的事，真正让人担忧的是党丧失了对这支部队的领导。何挺颖指出：“要从军队的党组织方面来考量。当下部队里党的组织数量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无法凝聚士兵、掌控部队。应该把党组织建立到每一个连队中去。”
何挺颖的想法和毛主席完全一致，他也觉得有必要把党组织建到连队里。毛主席随后又和其他指导员深入交流，最终明确了当前剩余部队急需解决的三大问题：
一、组织架构混乱，人员构成复杂，部分成员参与革命的动机不够纯粹；二、基层党组织缺乏战斗力；三、内部民主氛围不足，部分军官保留着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存在打骂士兵的现象，士兵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官兵之间地位不平等。
当时，毛主席在三湾村召开的会议上提出部队改编的三项意见：
一、进行编制精简，把原本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陈浩担任团长，何挺颖任党代表；二、构建党的各级组织与党代表制度，在班排一级设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同级党组织的书记由党代表兼任，党代表拥有和军事长官相同的权力，负责党内事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现官兵地位平等、经济分配公平，打破旧式军队的雇佣关系。
毛主席说完话后，余洒度马上表示不赞同。自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后，余洒度渐渐没把毛主席的意见当回事。不过他没料到，自己的反对意见很快就被其他人反驳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也就意味着，毛主席的提议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
通俗来讲，“三湾改编”确立了一套全新的治军方略，像“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内容都包含在内。在这些治军方略中，对人民军队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是“支部建在连上”，由此奠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三湾改编”不只是对部队编制进行全面调整，更关键的是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重新构建起部队的军事、政治和组织纪律体系。当支部在连队建立起来后，连队顿时有了核心力量，各项工作也得以迅速有序地开展起来。
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曾这样评价：“三湾改编实质上是人民军队的一次重生，从这个时候起，奠定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毛主席在总结井冈山斗争历程时指出：“红军能够在艰难奋战中始终保持凝聚力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关键因素。”
从这次事件中不难看出，瓦格里兵变再度向我们表明，这支部队本质上缺乏真正的军魂和信仰支撑。部队成员对于作战的根本目的缺乏清晰认知，其性质更趋近于一支由私人掌控的武装力量，而非具备明确信念的正规军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