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
2009年暮春的重庆，空气里带着江水的湿润。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口停着几辆黑色轿车，一群两鬓斑白的老人鱼贯而入。
他们是应重庆市委之邀前来参观的红二代，父辈曾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流血过，甚至牺牲过。
74岁的何明走在人群中间，脚步比旁人快一些。
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凯丰的儿子，阔别故地多年，这次重返南方局旧址，心头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情绪。
踏进展厅的那一刻，何明的目光直直扫向正面墙上的巨幅头像。
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六位南方局常委的面孔依次排列，庄严肃穆。
他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
没有父亲。
何明攥紧了拳头。
他几步走到馆长面前，压低声音却掩饰不住激动，怎么没有我父亲的像。
馆长愣了一下，连忙解释说凯丰同志的照片在二楼，请您上去看看。
何明没说话，转身上楼。
二楼的走廊有些昏暗，他在一个拐角处停下脚步。
墙上挂着一张发黄的集体合影，父亲的身影缩在边角，姓名标注只有三个字，职务、生卒、事迹，一概没有。
南方局六大常委，我父亲排名第三，当年周恩来主动提议让他兼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自己甘当副手。
如今却连一张正面像都不配拥有。
何明的声音不大，却让身后跟来的随行人员全都停住了脚步。
那天晚上，这件事被地方媒体报道出来。
凯丰是谁，网络上的疑问迅速扩散开来。
002
江西萍乡老关乡三角池村，1906年的初春，一个男婴降生在何家的老宅里。
他的名字叫何克全，后来有了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凯丰。
何家祖上曾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到了何克全父亲这一辈，家道已经中落。
父亲开爆竹作坊，母亲纺纱织布，日子过得清苦，却极其重视读书。
何克全从小在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后来考入萍乡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这座小城，13岁的何克全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收回青岛主权议。
语文老师看完后拍案叫好，说这孩子笔带风雷，将来必成大器。
那一年，距离他在遵义会议上说出那句让毛泽东记了一辈子的话，还有整整16年。
距离他49岁病逝于北京，还有36年。
距离他的儿子在博物馆里愤怒质问馆长，还有90年。
历史的河流总是这样，在某个不起眼的源头悄悄汇聚，然后奔涌向前，裹挟着无数人的命运。
003
1925年夏天，19岁的何克全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三角池村何氏宗族的族长们商议了一番，决定由何斌公祠出资资助这个聪明的后生。
何家祖上何庆琏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但到了何克全父亲何秋美这一辈，家业已经败落。
开爆竹作坊挣的那点钱，连糊口都勉强。
族里出钱供何克全读大学，既是看中他的才华，也是对何家这一房的帮衬。
何克全没有辜负族人的期望。
在武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语丝、莽原这些杂志翻了一遍又一遍。
他还担任校刊主编，笔名取自诗经里丰年多黍的意思，谐音定作凯丰。
这个名字寄托着他朴素的愿望，百姓丰收了，国家才能丰。
那时候的武昌正处于大革命的风暴中心，学生们整日讨论国家大事，游行集会此起彼伏。
凯丰被这股浪潮裹挟着，从一个单纯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北伐军攻克萍乡那年暑假，凯丰回到家乡帮助组织农会，担任宣传干事。
他在鲁迅主编的莽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武汉反赤情形的通讯，署名未名，犀利的文字直指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这篇文章惹恼了当局，凯丰随即被北洋军政府通缉。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凯丰根据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临行前他回了一趟三角池村，在何斌公祠向族长们辞行。
谁也不知道这一去要多久，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在莫斯科，凯丰结识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
这批年轻人日后被人称作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复杂而深刻的印记。
他们满怀理想，却又被教条主义束缚。
他们自以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却不知道真正的真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寻找。
1930年秋天，凯丰奉命回国。
不久，博古介绍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两人在莫斯科就是要好的同学，现在博古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这层关系越发紧密。
谁也没想到，这份情谊在日后的遵义会议上会成为凯丰最大的包袱。
1931年初，凯丰以团中央巡视员身份前往香港巡视工作，化名开封，按谐音写成凯丰。
同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香港被捕。
在狱中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个字的机密。
三个月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上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
1933年春，凯丰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书记。
1934年1月，年仅28岁的他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当时党内最年轻的高层领导人之一。
那时的凯丰意气风发，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004
1935年1月，贵州遵义。
天寒地冻，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焦虑的气息。
中央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血战，那是一场惨烈到令人窒息的战役。
8万将士渡江，活着到达对岸的只剩下3万。
湘江水都被染成了红色，当地百姓几十年后还在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现在敌人40万大军从四面合围，局势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再这样打下去，红军只有全军覆没的命运。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一座二层小楼召开。
会场设在一间普通的客厅里，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博古首先作报告，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敌强我弱和客观条件。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知道自己处境不妙，却还是想为自己和李德开脱。
毛泽东站起来了。
他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灰色棉衣，脸庞消瘦，眼神却异常锐利。
他一条条反驳博古的说辞，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敌人确实强大，但我们以前不是打过更强大的敌人吗？四次反围剿不都胜利了吗？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行了？
会场气氛骤然紧张。
很多人都在低头沉思，也有人频频点头。
作为博古的同学和追随者，29岁的凯丰站了起来。
他满脑子都是在莫斯科学来的那套理论，认为不应该把责任推给国际路线，那是动摇根本。
他开口质疑毛泽东打仗的方法，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
这话一出口，会场更加安静了。
毛泽东慢悠悠地反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凯丰一时语塞。
他确实没读过孙子兵法，只是听说过这本书而已。
你也没看过吧。
毛泽东淡淡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照着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凯丰涨红了脸，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整个会场陷入尴尬的沉默。
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多次对人提起这件事。
1962年他对日本访华代表团说，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孙子兵法，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
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
其实他也没有看过。
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同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提起这件事，凯丰他自己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
足见此事对毛泽东的伤害之深。
遵义会议最终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
凯丰因为坚持错误立场被免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会后他还不服气地说了一句话，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005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凯丰或许会成为党史上一个被遗忘的反面注脚。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从不会按照某种单一的剧本演下去。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面临的局势更加险恶。
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务必要将这支疲惫之师一网打尽。
但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四渡赤水，声东击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就走个圈子，把敌人转得晕头转向。
佯攻遵义，威胁贵阳，调出滇军主力，然后一个漂亮的大迂回，直插金沙江。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让人叹为观止。
凯丰就在这支队伍里，亲眼看着这支疲惫之师在绝境中起死回生。
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莫斯科学的那些理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毛泽东没有按照任何教条去打仗，他打的是中国的仗，用的是中国的智慧。
两个月后，凯丰的思想开始动摇了。
不是那种被迫的低头，而是一种真正的醒悟。
事实胜于雄辩，现实击碎了他的傲慢。
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凯丰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
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
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
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
中央恢复了他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后来凯丰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并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
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
两个月。
一个人能在两个月内承认自己错了，并且真心实意地转向正确的道路，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006
长征路上最考验人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那些关乎路线的抉择时刻。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张国焘带着8万大军，野心勃勃，企图架空中央。
两河口会议上，凯丰明确支持毛泽东的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
他还写了一篇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
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
张国焘看了气得跳脚，可拿他也没办法。
在此后的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上，凯丰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干部会上说，凯丰是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的模范。
007
时间跨入抗战岁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凯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主管党的宣传理论工作。
同年11月，毛泽东交给他一个任务，为抗日军政大学谱写一首新校歌，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
凯丰欣然领命。
他在延安的窑洞里苦思冥想，心潮澎湃之下，一首慷慨激昂的歌词喷涌而出：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毛泽东看了歌词非常满意，称赞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
这首歌经吕骥谱曲后迅速传遍延安和各解放区，成为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
直到今天，它仍是国防大学的校歌，激励着一代代年轻军人。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中央决定在重庆设立南方局。
凯丰随周恩来南下，投入到国统区的工作中去。
1939年1月16日，南方局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
六大常委里，凯丰排名第三。
他分管宣传和党报工作，兼任宣传部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周恩来主动提议，让凯丰兼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自己甘当副手。
这在党内是一段佳话，足以说明凯丰当时的能力和威望。
两人在南方局共事近两年，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在南方局的近两年时间里，凯丰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
他直接负责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国统区唯一公开合法的党报党刊。
国民党对舆论控制极其严密，新闻检查所动辄扣押稿件、封杀版面，新华日报的每一期出版都是一场战斗。
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头版上半部分出现大片空白，上书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八个大字，下面标注当日两篇社论奉令免登。
这是凯丰他们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抗争的无声宣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含泪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
那一天，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重庆街头巷尾都在传阅这份报纸。
凯丰亲自撰写了上百篇社论和评论文章，还组织翻译联共布党史与列宁选集，编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
董必武后来评价说，南方局时期，凯丰是党的笔杆子，更是枪杆子。
可命运总是在最得意的时候给人当头一棒。
008
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凯丰因为与博古、王明的历史渊源被停职检查。
他曾经站错过队，这笔账始终没有被彻底勾销。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凯丰遇到了麻烦。
代表们因为他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而拒绝投他的票。
毛泽东出于关心，让他在大会发言时对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检查，以争取代表们的谅解。
毛泽东还做了三次解释工作。
在5月24日选举前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
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引导和解释，凯丰还是落选了。
对此，毛泽东也感到惋惜和无奈。
009
落选中央委员对凯丰的打击是巨大的。
但他没有消沉怨恨，而是主动请缨去东北开辟新区。
东北是当时全国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去那里意味着要从头再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遣两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紧急开赴东北，抢在国民党之前占领这片广袤的黑土地。
凯丰与张闻天、彭真、陈云一起踏上征途。
9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凯丰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
东北的局势比想象中更加艰难。
国民党借助美国的运输机和军舰大规模向东北增兵，苏联红军又要求中共军队撤出大城市。
刚刚接收的地盘朝不保夕，老百姓对共产党还不了解，土匪武装四处横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1月1日，凯丰在山海关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
这份报纸从创刊第一天起就投入到激烈的舆论战中。
他亲自撰写社论，鼓舞军民斗志，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宣传党的土改政策。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东北日报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人前进的方向。
东北日报出刊一周年时，凯丰致信毛泽东，请求题写报名。
毛泽东欣然答应，亲笔题写了东北日报四个大字，还给凯丰回了一封信。
那封信的内容已经无从知晓，但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凯丰的信任和器重从未消减。
从遵义会议上的针锋相对，到十二年后的欣然题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那场争论。
历史是最好的试金石，时间会证明一切。
010
解放战争打响后，凯丰虽然身患肺病，仍坚持到前线采访。
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他拖着病躯奔赴战地，写下多篇通讯报道。
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这场决定东北命运的大战，凯丰就在战火纷飞中记录历史。
罗荣桓看了他的报道后感慨万千，称他是拿笔的战士。
辽沈战役历时52天，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凯丰目睹了这场伟大胜利，也为自己的新闻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
凯丰先是留在东北工作，担任东北局常委、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
后来他调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沈阳是当时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几百万人口，百废待兴。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沈阳又成为后勤保障的重要基地。
凯丰为城市的生产恢复、社会稳定和战争支援竭尽全力。
1952年，凯丰调回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
他参与起草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这一重要文件，这是当时党的宣传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1953年12月，胡乔木因编毛选暂离北京。
毛泽东特别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
这个批示说明，毛泽东对凯丰的信任和器重始终如一。
两个人早已冰释前嫌，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友。
011
然而命运没有给凯丰更多的时间。
1955年初，凯丰被查出肝癌晚期。
3月23日，他在北京病逝，年仅49岁。
临终前，凯丰对妻子徐明说，死后组织给结论时不要争多论少，历史会替他发言。
遵照遗愿，他的遗体被献给医院解剖用于医学研究，骨灰撒在八宝山一棵松树下，连墓碑都没有。
凯丰去世那年，他的儿子何明只有13岁。
母亲把父亲用过的笔和新华日报社论的剪报交给他，让他替父亲看到公正的那一天。
这一等就是半个多世纪。
012
凯丰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史教材中，他的名字常与博古、李德并列，作为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的反面典型出现。
他后来的贡献、他的知错能改、他在南方局和东北的工作成就，很少被人提起。
上世纪80年代，何明受贵州领导邀请去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
他到达的时候，讲解员正在讲凯丰怎么反对毛主席怎么不好，说得简直不是人了。
当得知省里领导带着凯丰的儿子来参观，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
那种尴尬和难堪，何明一直记在心里。
父亲是1955年去世的，那年我只有12岁。
何明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上的是寄宿学校，和父亲接触的时光有限，对父亲的记忆不多，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工作占据了他的主要生活。
或许是因为劳累，父亲才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之后的历史中父亲常被人回避，以至于许多人都不了解他的事迹，只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毛主席，这是很不全面的。
013
2009年那次参观南方局旧址的质问，不是何明一时冲动，而是他多年坚守的结果。
事情发生后，重庆市委宣传部连夜召开专家会议，重新评估凯丰在南方局时期的历史贡献。
三个月后，红岩博物馆调整了展线，一楼大厅增设了凯丰的半身铜像，二楼开设了专题展柜，展出他的手稿和书信。
2010年7月，萍乡市政协出版了凯丰传。
何明看到这本书后感慨万千，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父亲对革命的贡献会被更多的人知晓。
改革开放后，中央党史研究室明确肯定了凯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不可替代贡献。
凯丰传、凯丰西南文集相继出版，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板也客观表述了他的经历，不再只是单方面的批判。
在凯丰故里萍乡市老关镇三角池村，何氏祠堂何斌公祠如今挂上了凯丰展览馆的牌子。
当年资助他上大学的那笔钱，如今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偿还。
014
历史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圣人谱。
它更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每个革命者都是河里的一朵浪花。
有的浪花一直在主流中奔涌，光芒万丈。
有的浪花曾经被一时的波涛拍在岸边，沉寂多年，最终还是汇入了主流。
凯丰的一生充满起伏。
少年得志，13岁写出笔带风雷的文章。
青年投身革命，赴苏留学，回国后迅速崛起，28岁就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遵义会议上犯下大错，差点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两个月后幡然醒悟，此后再不曾动摇。
抗战时期主持南方局宣传工作，办报写文章，与周恩来并肩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创办东北日报，带病上前线采访。
新中国成立后主持中宣部工作，却在49岁英年早逝。
他不是完美的圣人。
他犯过错，说过让人记恨一辈子的话，付出过漫长岁月的代价。
但他用一生证明了自己对革命的忠诚，用实际行动弥补了年轻时的过错。
毛泽东说他是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的模范。
这个评价或许是对凯丰最好的盖棺定论。
015
何明后来说，父亲临终前嘱咐母亲，不要争多论少，历史会替他发言。
历史确实在发言。
只是它说话的速度太慢，慢到一个13岁的孩子等成了74岁的老人，才终于在博物馆里看到了父亲应有的位置。
200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一文，高度肯定了凯丰的历史功绩。
文章指出，凯丰同志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直接负责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报刊，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这是官方对凯丰一生的盖棺论定。
016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凯丰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或许是一个道理。
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改正。
一个人能在年轻时承认自己错了，并且用余生去践行正确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或许还是一个警示。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他某一个瞬间的表现，而要看他整个人生的轨迹。
用一次错误去否定一个人一生的功绩，这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又或许，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自我修正的力量。
一张迟到的铜像，照见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荣辱沉浮，更是我们直面过往、修正错误的胸怀。
承认那些曾被遗忘的浪花存在，才能让历史的河流更加完整，更加真实。
017
何明说，你还年轻，我已经67岁了。
现在研究历史的环境好了，你们这一代有机会把那段历史书写好。
那是2010年夏天，何明在中国美术馆接受采访。
他曾在那里工作多年，退休后偶尔还会回去坐坐。
遵义会议的时候凯丰29岁，和今天很多年轻人差不多的年纪。
一个满腹马列主义理论、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年轻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但他没有被这个错误压垮，而是在两个月后就承认了自己的幼稚可笑，然后用剩下的人生去证明自己。
每一个人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一时的错误不能掩盖一个革命者一生的功绩。
我们无法对一个29岁的年轻人求全责备。
追求真理道路上的曲折历程和复杂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何明的这番话，或许也是他替父亲说出的心里话。
018
八宝山的那棵松树还在。
没有墓碑，没有铭文，只有骨灰曾经撒落的泥土。
重庆红岩博物馆里的铜像还在。
一张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面孔，终于在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萍乡老关镇三角池村的何斌公祠还在。
凯丰展览馆的牌子挂在门口，偶尔有人来参观，听讲解员说起那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
历史有时候确实会慢半拍。
但它从不缺席。
那个13岁失去父亲的少年，等了61年，终于可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历史替他发言了。
史料来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
人民日报2006年3月14日
凯丰传，萍乡市政协2010年出版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
何明口述访谈资料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