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邓小平在兰州铀浓缩工厂视察期间，一眼认出了在场的一位女性科学家。他笑着说：“我记得你，1959年你胸前戴着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后来你隐姓埋名，再也没有消息，连你的先生也很难找到你。”这位低调消失在公众视野的女科学家，正是当年周恩来力邀从美国回国的王承书。作为中国核物理奠基人之一，王承书被寄予过获得诺贝尔奖的厚望。历史证明，没有她，也许就没有中国的原子弹。
王承书的个性自幼便十分坚韧。她出身上海书香门第，父亲曾考中进士，留学国外，母亲亦为扬州名门之后。著名的晚清园林“何园”，便是她外祖父何芷舠的家。小时候王承书身体孱弱，迁到北京后更是因病两度休学。但内向寡言的她，始终刻苦钻研，成绩遥遥领先，不服输的精神从未动摇。
18岁时，王承书被保送进入燕京大学。刚入学便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物理系。当时，女性攻读物理几乎凤毛麟角，班里13名新生中，她是唯一的女学生。面对外界的不解，她坦率说道：“当今是物理学大发展的时期，物理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我国在这方面极为落后，所以我更要学好物理。”1934年，王承书以全系第一的成绩毕业，成为四位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并获得了“金钥匙奖”。随后，她顺利读研，拿下硕士学位后又留校任教，成为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
历史很快将她推到了风雨如晦的时代节点。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承书被迫离开北京，颠簸于南京、武昌等地。在流亡途中，她偶遇同窗张文裕。张文裕出生平凡，但学业出众，凭借坚强的意志跻身燕京大学物理系，并公费前往剑桥深造。归国后，他已成为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两人因物理结缘，1939年步入婚姻殿堂，谁料这段佳话，却在王承书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悄然埋下隐忧。
成家后，张文裕继续在联大执教，而王承书却感到前路未明。此时，她获悉美国密歇根大学设有针对亚洲女性的奖学金，即刻申请，竟遭拒绝。原因很简单：奖学金只面向未婚女性。王承书并不气馁：“婚姻与事业无关，女人能否有作为，难道仅凭已婚未婚决定？”身边人也劝说：“张文裕可以养你，为何还要远赴美国？”她反问：“为什么要靠别人养？难道我不能独立求学、工作？”王承书坚持不懈，写信解释自己的情况，表达决心。终于在1941年，成为密歇根大学招收的首位已婚女性，师从著名物理学家乌伦贝克。
不久后，张文裕也获邀赴普林斯顿与妻子团聚，夫妻二人在国外生下一个儿子。异国生活虽多艰辛，但王承书自强不息。为了省钱，她外出多选择步行，并立志“追上或超过前方所有美国人”。博士论文答辩时，她勇敢坚持自己的观点，导师连说三次“No”，她则接连回应“Yes”，最终用充分的论据说服对方。1944年博士毕业后，她留校做博士后，随后成为密歇根大学研究员，并两度进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在此期间，王承书与乌伦贝克合作，发表多篇关于气体动力学的论文，还共同创立了“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对相关领域影响深远。若选择留美，许多人认为她终有一天会摘取诺贝尔桂冠。面对优越的条件，她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王承书与张文裕毅然决然申请归国。正值中美关系紧张，美方严禁科学家离美，有朋友劝她：“国内条件差何不多等几年？”王承书斩钉截铁：“科研环境虽然艰苦，但我不能等别人创造条件。我要亲身参与。我事业的舞台，只有中国。”她多次申请回国遭拒，但毅力不减，并表示“宁可去集中营，也绝不违背良心。”她把所有书籍和资料拆分成三百余包，辗转寄回祖国。直至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据理力争，中方向美方交换战俘，王氏夫妇才终于获批，归国无阻。
1956年，王承书携家眷登船回国。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她在心中默默许下承诺：祖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此后，她出任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理论研究员，同时兼任北大教授。彼时中国核工业建设仍处萌芽阶段，热核聚变是国家原子能事业进步的基石。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筹备热核聚变研究室。中国在此领域一无所有，急需能够带队开拓的中坚力量。主管部门钱三强把目光投向王承书。钱三强询问她是否愿意转攻热核。王承书虽然主攻理论物理，与热核实际生产尚有距离，仍然坚定地回答“我愿意”。三字承诺，背后意味着巨大的牺牲。
不久，王承书担任热核聚变研究室副主任，不畏陌生领域，反而激发出无尽斗志。她埋头大量计算与模型推演，逐步攻克理论难题。1959年，带队前往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学习，在那里首次见到对中国热核研究极为关键的英文著作《雪伍德方案》。返程途中，她在拥挤火车上连夜翻译，七天七夜奋战，完成全书160页中文译稿。这本著作成为中国热核聚变理论研究的重要起点。短短两年内，她以惊人的速度从新手成长为业内顶级专家，带领团队补齐领域空白，为国家原子能事业开辟新路径。
1961年，王承书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将280余元月薪中的200元全部缴作党费，其余部分还继续接济学术和困难同仁。工作人员劝她留一点生活费，她却说：“入了党就是为党奉献，国家不必多给我钱。”就在她全心投入热核研究之际，新的变故悄然来袭。
此时，中国原子弹研发正处攻坚之时，苏联专家突然全面撤离，留下的除厂房和设备，就是一堆无人能解的难题。钱三强不得不再次找王承书，希望她能够出任铀同位素分离领域的理论负责人。这一新的领域，对她而言又是一次从零起步。中国虽然有苏联遗留的设备，但对原理一无所知。国之重托，王承书再次只用“我愿意”三个字回应。钱三强告知，为绝对保密，她需隐姓埋名。她仍然风轻云淡：“没关系。”
从此，那位享誉国际学界的王承书，彻底消失在学术舞台。她告别丈夫和儿子，投入大西北兰州铀浓缩厂的“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第一步，她四处借来前人手记的“三本经”，关起门自学一切，从原理到理论再到实际，最终自己开班讲授，带领团队共同攻关。所有关键计算数据都需手工完成，王承书手里的运算稿堆成麻袋。克服无数技术难题后，1964年1月14日，我国首批高浓铀提前113天下线，获得高度评价。她却淡然道：“是大家的功劳。”
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荒原上腾起蘑菇云，令世界为之一震。新中国自此跨入有核国家行列，而幕后功臣王承书，却习惯性地将光芒收敛在背后。
原子弹爆炸所需高浓缩铀，生产依赖进口的“气体扩散机”。成功试爆后，国家立即下令开发大型国产扩散机，王承书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主导设备研发，还兼任华北605所副所长及其他重要职务。面对再次调转研究方向，她只在便签上写下：“无论条件如何，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必要时生命亦可舍弃。” 追求国家长远利益，她对个人得失毫无所求。
1979年底，历经十五年艰辛，王承书带领团队使大型国产气体扩散机通过鉴定，为中国核工业撬开了新格局。长年隐姓埋名的她，舍弃了母亲在儿子成长中的陪伴。“除履行对孩子的承诺未能兑现外，国家交给我的任务都能完成。”她如是感慨。
1980年，王承书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誉加身后，她并未停下脚步，依然倦勤投身实验室直至晚年。进入暮年后，她又做出让人敬佩的选择：1992年丈夫张文裕去世，她遵照遗愿，将全部积蓄捐出。其中10万元支持西藏希望小学建设，3万元捐母校，剩余全部缴为党费。生活中，她节约到极致，晚年患眼疾也拒绝昂贵进口药，仅因“不想浪费”。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离世，享年八十二。她留下简短遗言要求不办丧事，遗体和所有资料、存款、书籍悉数捐赠社会，仅给年老未婚姐姐留补贴。她将所有遗产归还国家和人民，留下的最大财富，是精神：坚韧、无悔、奉献。
正如鲁迅所说，这类“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研究室里，她无数次埋首躬身，在国际压力下却从未在民族骨气上低头。王承书三十年的无名忍辱，她的名字可能已离大众渐远，然而每当回忆起民族危难时刻，她那一声铿锵的“我愿意”仍响彻于中国人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