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徐向前将军率领新组建的解放军第八纵队，于汾河滩上与阎锡山的“亲训师”及“亲训炮兵团”遭遇。尽管阎锡山麾下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但在这场正面交锋中，却迅速败北。第八纵队仅耗时两个小时，便将该部全数歼灭，唯有少将师长陈震东负伤而逃。
阎锡山听闻此讯，几乎站立不稳，不禁连声苦叹：“我阎百川，竟在65载岁月中，遭受邻村乡邻的如此折磨。”
阎锡山口中的“邻村的乡亲后辈”，实则是指徐向前。
此刻的徐向前，年方47岁，他的故里——五台县永安村，与阎锡山的出生地——五台县河边村，仅以一条河流为界，相距不过十几里路。阎锡山或许未曾料到，颠覆他统治的，竟会是两位同乡后辈，徐向前其一，另一位则是薄一波。薄一波的家乡蒋村，与河边村亦相隔不到十里路程。
阎锡山所承受的痛苦更甚，因为“亲训师”的覆灭仅是他痛苦历程的开端。在徐向前的英明指挥下，解放军如出鞘之剑，锐不可挡，紧接着又在晋中之战中，一举击败了晋绥军的主力，赵承绶部。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晋中战役终于落下帷幕，阎锡山的十万精锐部队悉数被歼，其中包括三十一位高级将领或阵亡或沦为阶下囚。晋中地区的十四座县城亦重获自由，太原城孤悬一隅，孤立无援。此战之后，阎锡山所能掌控的地域仅剩南北约六十公里、东西约五十公里的狭小区域。
这一系列的胜利，让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兴奋不已，在确定夺取全国胜利战略任务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打断徐向前的汇报，激动地问：“你们还不到六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十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八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
彼时，晋中战役的辉煌胜利，不仅成功消灭了阎锡山的十万精锐主力，更凸显了太原的战略要地地位，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
中共中央迁至西柏坡后，与太原相距仅200余公里。从战略角度来看，若无法攻克太原，则山西的局势将难以稳定，进而对中共中央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阎锡山老谋深算，自然洞察此中关键，因而构想出一套“以城固省，以省兴国”的战略构想。
受此战略幻梦的驱动，在临汾攻坚战中，阎锡山曾与傅作义密谋对石家庄实施夹击，然而计划终未得逞。五个月后，傅作义再次以“援晋兵团”的名号企图偷袭西柏坡。关键时刻，幸赖中共秘密战线提前截获情报，解放军严阵以待，傅作义的闪电战计划这才胎死腹中。
此外，在解放全中国的宏大棋局中，太原的战略地位尤为显著。作为大西北的腹地，只要阎锡山仍执掌太原，人民解放军对西北地区的进军便将遭遇极大掣肘，其行动将始终伴随着后方的担忧。
对西北坡而言，1948年六七月间的太原，关乎战略攻取的关键；对南京的蒋介石而言，此时太原则是战略防御的重镇，只要太原尚在掌握之中，西北战局便不至于陷入全面的溃败。
正因为如此，1948年7月22日，蒋介石急匆匆地抵达太原，与阎锡山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深入交流。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四次，亦是最后一次踏足太原。尽管当时蒋介石在东北、山东战场已疲于应对，但他仍向阎锡山承诺，将全力以赴，倾尽所能以救援太原，确保这一战略要地的安全。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即刻发布命令，划拨给太原的粮款高达20万亿元，同时支付运费10万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几乎占据了国民党政府在当年7月总支出的大约五分之一。
在民国时期，军阀林立，阎锡山以其独特的治军理念著称。他曾言：“单凭军官的能力，军队难以抵御政治的力量；而仅凭政治力量，亦不足以与拥有坚定主义信念的军队抗衡。”
阎锡山在太原坚守时，秉持着何种“理念”或“主张”呢？
无新意，却顽固。
为确保太原的守卫，1948年8月23日，阎锡山下达了严令，明确指出对于战场上的投降者、未经命令擅自撤退者以及擅自放弃阵地者，均将予以处决。
阎锡山以“令出必行”著称，自是之后，郝志中、肖利锋、姜啸林等数十名团营级军官，或因阵地失守，或因战事不利，均未能幸免，均在现场被处以极刑。
1948年下半年，随着山西战局日益严峻，北平的众多山西籍军政人员纷纷劝诫阎锡山撤离太原，或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然而，阎锡山坚决予以回绝。为彰显其誓死保卫太原的决心，他特地下令从北平空运一副棺木至太原城，以此昭告天下。
1948年10月，随着太原周边的防御据点逐一被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被迫退守至不足15公里的狭窄区域，孤立的太原城已被严密的包围圈所笼罩。尽管如此，徐向前部队亦承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仅存未参战的4个团仍保持完好。正当此时，阎锡山却迎来了国民党中央军第83旅的增援，并迅速修复了5个机场，成功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
鉴于攻克太原的速度已难以保证，中共中央军委一致同意并作出决定，派遣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杨得志部火速前往太原提供增援。
正当一场激战一触即发之际，徐向前兵团却意外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暂停对太原城发起攻击的指令。
此令并非因阎锡山城坚难克，需深思熟虑，实乃中央军委布下了一局深谋远虑的大局。
在1948年11月的下旬，正值淮海战役初露锋芒之际，中央军委作出了重要决策。彼时，东北野战军刚刚在辽沈战役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军委决定秘密派遣该部入关，展开平津战役。基于周密考量，军委意识到，若此刻发动太原战役，可能会让北平的傅作义势力感受到被孤立的困境，从而选择放弃城池，向南逃窜。如此一来，剿灭傅作义集团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因此，采取缓攻太原的策略，实则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旨在将傅作义锁定于北平一地。
接获实施缓进策略的指令后，太原前线的全体部队即刻进入了为期近五个月的围城休整期。在此期间，徐向前不幸肋膜炎再次发作，不得不移至距太原城三十公里外的峪壁村进行休养。
1949年3月28日，彭德怀在圆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后，于返回西北的途中特地莅临峪壁村。其行程中有两项重要目的：一是专程探望因病未能与会的前辈徐向前；二是为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后，带领第18兵团投身于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准备事宜。
与彭德怀会面时，徐向前展现出宽广的胸怀与睿智，建议彭老总留驻太原前线，协助指挥即将展开的太原战役。中央军委对此提议表示赞同，认为其效果将超过预期。为维持指挥的连贯性，作战命令与报告依旧以徐向前的名义进行签署。
当时，攻取太原的策略中，尚有一招棋局尤为精妙，即在休整期间，全方位展开喊话攻势，旨在政治上瓦解晋绥军，甚至包括阎锡山本人。
在薄一波的回忆录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记载：“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我曾致信梁化之，旨在借助他的力量去影响阎锡山。阎锡山深情感慨地对梁化之说道：‘我已成为蒋介石麾下的一员，跟随蒋介石行事。既然已登上了蒋介石的航船，回头已是太迟了。’直至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后，我们始终遵循中央的指示，未曾间断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
从全局来看，太原的局势已难以持续，阎锡山及军方政要应迅速搭乘飞机撤离至西安，晋绥军则可由胡宗南部派出兵力协助其突围并西进渡河。
面对薄一波的“拉拢”，阎锡山的话语中流露出深深的伤感；而面对蒋介石的“好意”，他的言辞则显得格外悲壮。
在回应众人的来电时，阎锡山坚定地表示：“若死守太原，徒留躯壳，又有何益？”随后，他又自谦地说：“我自认老迈，已无大用，只想将每件事都妥善解决，以此了却余生。”最后，他语气坚决地宣布：“誓死守卫太原！”并展现出视死如归的豪迈：“昔有田横五百壮士慷慨赴义。今我辈亦有五百精锐，誓将誓死捍卫太原。若战事不利，愿以生命践行忠诚！”
此阎锡山，其虚伪与否，暂且留待后续评述。然而，有一点不容忽视，阎老西内心深处的执着，乃民国时期其他军阀所难以匹敌。这使得他在某些领域，既显得传统，又令人畏惧，不由得让人瞩目。
实际上，在宣示“誓守太原”的豪言之前，阎锡山便已凭借其令人敬畏的“执念”开始着手固守城池。
抗战胜利太原光复后，阎锡山着重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狂修碉堡工事。他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太原周围30里以内要修筑10000个碉堡，并且公开宣称：“共产党凭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做到以铁弹换肉弹，来多少，就消灭他多少。”
纵然太原拥有无数坚固的碉堡，这些防御设施亦只能让阎锡山发出一时的喧嚣之声，却终究无法抵挡历史的洪流。
1949年1月31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领所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遂实现和平解放。此讯息传至太原，民众情绪波动，尤其是那些家眷居于北平的山西军政人员，感受尤为深切。
徐向前视此为劝说阎锡山洞悉时局的关键时机，遂决意派遣使者入太原城，扮演游说者的角色。
起初，徐向前曾考虑派遣被俘的赵承绶担任此职，赵承绶乃阎锡山亲自栽培提拔，自跟随阎锡山以来已历数年，堪称其铁杆心腹。
有人质疑，阎锡山性格刚烈，固执己见。即便昔日亲信出面劝解，亦恐他一时气盛，翻脸无情，甚至行凶杀人。
为确保赵承绶的安危，徐向前深思熟虑，终下定决心，派遣阎锡山的恩师——一位年届耄耋的老儒生，携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先行入城，以探虚实。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阎锡山不仅违背了昔日恩师的忠告，更是将师生之情抛诸脑后，竟然以“策动叛乱”的罪名，将年迈近八旬的恩师公然处以枪决。
不仅如此，鉴于太原城内民心浮动，阎锡山特地向其随从中的德国医生咨询，哪种毒药能够迅速致命？
这位德国医生向阎锡山透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官们将一种名为氰化钾的剧毒药物镶嵌入牙齿之中。一旦牙齿被咬破，便会导致立即死亡，而痛苦程度则微乎其微。
阎锡山闻言，即刻下令川至制药厂全天候加紧研发，然而由于技术难题尚未攻克，最终仅成功研制出一种水剂毒药。
1949年二月，阎锡山为前来太原进行采访的中外记者举办了一场招待会。他特地安排了桌上摆放着一排排装有毒药的小瓶，而屋外则陈列着一口自北平空运而来的棺木。
站在一屋子中外记者的注视之下，阎锡山坚定地宣告：“我下定决心与太原共存亡。现已下令药厂研制自杀药水，一旦太原城池失陷，我将与我的部下共同饮下此毒液，携手赴死。”
该幅展现阎锡山“豪迈气度”的影像随后被载入美国《时代》杂志与山西《复兴日报》，阎锡山亦在照片上亲自落款，特地将此作为礼物赠予司徒雷登与陈纳德等人士。
传闻当时太原城内，阎锡山向500名骨干分发了一瓶瓶毒药。意图显而易见，若太原城不幸陷落，这500名骨干需以牺牲自我，成就大义。
阎锡山在对待部属时显得果断坚决，然而，面对家人时，他的态度却迥然不同。
1949年2月5日的深夜，阎锡山身边的“五妹子”向其贴身侍从张日明和王延华下达了一项紧急命令：务必在次日下午4点前，将阎会长的一家送往红沟机场，并安排航班前往台湾。
“众所周知，会长为激励士气，已亲自制作了棺木，并备好了毒药，甚至国外的报纸也对此有所报道，他下定决心，誓与太原同生共死。至于将老太太和夫人送走，实则是出于对家眷在危难时刻可能动摇会长坚守信念的担忧。因此，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会，此事必须严格保密。在前往机场的过程中，车厢需覆盖上篷布。”
观察这一连串的举动，阎锡山仿佛真地决心与太原城同生共死。然而，正当决战将至，千钧一发之际，阎锡山却以极为高尚而体面的理由，出人意料地撤离了太原。
“关乎和平谈判之大计，我甚欲与兄先行商榷，恳请兄即刻启程来京，以便聆听您的宝贵意见。”
次日下午两点整，阎锡山主持了一场干部集会。在会上，他宣读了李宗仁的电报内容，并承诺在离开太原之际，无论三日至五日，还是十日至八日，待和平谈判尘埃落定，便会即刻返回。
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即刻驱车前往河西红沟机场，飞往南京。此次送行的，仅有梁化之与阎锡山的五妹阎慧卿相伴。
“五妹子”阎慧卿原本料想，此次出行她将如往常那般随行，然而在临登机之际，阎锡山却语重心长地告知她：“此番我外出不会逗留太久，你便无需一同前往。你留在城内，务必多在街头巷尾、阵地之上露面，协助我稳定军心，提振士气。”
“五妹子”恭敬地回应道：“大哥所言即我所从，我正期待着大哥早日归来。”
阎锡山言道：“请安心，我对太原的忠诚已立誓至深，大哥曾言，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我成为无法归家的孤魂野鬼。”
正当阎锡山正准备登机之际，他忽然转身，目光锐利地指向即将随他一同前往南京的侍从王延华，声音洪亮地命令道：“延华，你不必前往南京。立刻返回，挑选20名忠诚卫士，从今日起，你将专职负责保护我妹妹的安全。”
诸多人士事后评述，阎锡山在逃离太原的瞬间，实则已作出决断，对“五妹子”实施了欺骗。他将生死交予她，意图让她替他赴死。唯有如此，方能维系太原城内那微弱的军心，确保其不至于完全崩塌，从而实现他心中所渴望的惨烈与牺牲。
这一点是依据的，决战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断绝阎锡山飞回太原的通道，毛泽东曾指示前线部队：“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不要夺取太原飞机场，阎锡山若回太原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阎锡山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那只有增加牺牲。”
毛泽东的指示，可谓看透了阎锡山。
在决战前夕，他选择了逃离太原，此行既是为了自保，亦是一着老练的政治谋略。
他不在，其他人沦为炮灰。
1949年4月21日与22日的拂晓时分，解放军百万精锐在风雨交加中勇攀钟山，成功跨越了长江的天然屏障。然而，在4月22日的夜晚，太原守军再度拒绝了和平谈判的提议。到了4月23日，徐向前将军下令，1300门重型火炮已全部就位，攻城部队亦将战壕推进至太原城下，蓄势待发，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坚作战。
数小时后，总攻。
千三百门大炮同声震怒，弹药消耗之巨，几可媲美淮海战役。
尽管攻城战惨烈非凡，解放军所向披靡的势头却势不可挡。4月24日的拂晓时分，伴随着新一轮猛烈的炮火轰鸣，太原的军政大权掌握者梁化之，在阎锡山的残存势力中彻底失去了希望。他携同“五妹子”以及卫士柏广元、王延华等人，慌乱地躲进了绥署大院钟楼底下的防空洞。
晨光初露，大约八点钟时分，梁化之代替“五妹子”草拟了一份紧急电文致阎锡山，随后他吩咐卫士火速将此电文送至绥署秘书长吴绍之手中，并即刻将之发送至南京。
十点刚过，解放军在激战中奋勇前行，最终抵达了绥署的门前。
梁化之闻得卫士急匆匆闯入，顿时惊愕失色。此刻，阎锡山的“五妹子”已然饮下剧毒，无力地躺卧于一张狭窄的床榻之上。
梁化之痛楚至极，遂缓缓坐至床边的一张藤制椅上。他手握毒药，缓缓拧开瓶盖，然后艰难地仰起头，将毒药缓缓饮尽。
完成这一切后，梁化之果断地将手中的毒药瓶掷至一旁，声嘶力竭地呼喊道：“王延华，速去唤柏广元前来。”
柏广元踏入室内，梁化之语重心长地说：“广元，劳烦你完成最后一件事。请将汽油泼洒在我身上，随后点燃火焰。”
柏广元痛哭跪地。
梁化之沉声说道：“莫再哭泣，我早已告知你们，自太原城陷落之日，便是我命丧之时。即便将我与‘五妹子’化为飞灰，他们亦将一无所获。”
解放军第63军188师563团与62军185师553团，勇猛直击太原绥靖公署。官兵们抵达绥署大门之际，院内制高点上守军的机枪仍疯狂扫射。幸得解放军此前缴获守军三辆坦克，坦克兵在劝导下，将炮口转向，两辆坦克提供火力支援，另一辆则全速冲向绥署大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解放军战士徐保义与陈勇夫率先抵达地下室洞口，手持冲锋枪对准洞口，迫使洞内人员缴械投降之际，绥署参谋长赵世玲竟率先走出，天真地期望与徐保义握手。然而，在徐保义的一声断喝中，赵世玲方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令人不齿。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阎锡山离去之后，五人掌权小组成员之一的孙楚，这位人物竟然从俘虏行列中走出，手中紧握着他亲笔所书，致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的一封信。信中他声称自己能够即刻下令停止守军的抵抗，并急切地期望中共能迅速派遣代表与他进行和平谈判，以解决太原之困。这情形，简直是荒谬至极，滑稽可笑。
约在上午十一点的光景，四百余名被俘的文武官员被召集至绥署大院之中。他们手握阎锡山所赐的毒药，然而，无人敢轻易服下。
太原城沦陷之际，阎锡山身在上海，听闻此等“噩耗”，尤其是在阅读到“五妹子”那封悲壮的绝命电文后，他情绪失控，放声痛哭。此后，他沉默地枯坐数日，滴水不进，粒米不食。
“五妹子”曾在绝命电中言道：“同仁五百，共赴火海成仁。”阎锡山据此言论，在逃往台湾之际，遂炮制出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不仅树立了纪念之墓，更是举行了庄重的祭奠仪式。
对此，李敖曾辛辣讽刺道：“国民党嫡系擅长于逃避灾难，却非擅长于英勇牺牲，以至于烈士匮乏，在匮乏之际，便不得不挖出阎锡山的遗体来填补空缺，一网打尽，便形成了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
事实上，阎锡山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之举，不过是一场荒谬的闹剧。在解放后，太原市公安局曾进行了详细统计，揭示出太原城陷落之际，遵从阎锡山“杀身成仁”的号召者，人数最多不过百人。在这为数不多的群体中，甚至还包括了阎锡山雇佣的日本战犯。
李敖对太原沦陷时的阎锡山仍抱有讽刺态度，他指出：“他人死于太原，阎锡山却逃至台湾，与那些跟随国民党逃台的众人无异，皆因贪生怕死。尤为滑稽的是，阎锡山自诩在太原被围时‘受命于朝，商讨大计’，却因南京会议未能赴难。然而，阎锡山离世之际，其夫人徐竹青、儿子阎志敏、阎志惠以及众多家属均在台湾，这又是何种情形？难道他们也参与南京会议？看来阎锡山一家早已私下逃离，早已安排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