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河湾，你能遇到嗓门亮堂的渔民，提起那位俄罗斯总统时，常用“老朋友”三个字；可在莫斯科某个暮色里的地铁口，拄着拐杖的退休工人却可能把这个名字同“贫困”“混乱”联系在一起。两副截然相反的记忆，系在同一个人身上，像一张地图的正反两面，摊开来才看得清楚。
两张面孔，两个记忆
中国人的记忆与边界线直接相连。19世纪沙俄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黑龙江、外兴安岭一线推进边界，这根刺从未完全拔出。苏联时代谈判时断时续，终不得果。到了叶利钦，他做了一个颇具决断的动作：执行中苏在1991年5月达成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把悬而未决的东段边界落到了纸面和地桩上。紧1994年第二次访华期间，他又和中方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新疆塔城等地的约5万平方公里争议地带得以明确归属。加上他任内前后推进的三次大的边界协定，累计约38.5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问题被归还或厘清，整体解决了两国98%的边界争议。连黑龙江江心的黑瞎子岛（大乌苏里岛）问题，也在其任内奠定了处理框架，后来在2004年，中国收回了半个岛的主权。
俄罗斯人的记忆则多从物价牌开始。1992年1月2日，莫斯科的商店拉开卷帘门，价签不再受管制，所有商品放开价格。短短一年，通货膨胀冲上约2500%，卢布像纸片一样轻，许多家庭多年攒下的积蓄瞬间贬得所剩无几。1991年至1995年，俄罗斯GDP累计下滑了42%，工业产值几近腰斩。厂房的墙皮剥落，车间的机器锈迹斑驳，失业的人潮把广场挤满。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跳跃，代价却是普遍贫困与制度失序。
边界与军贸：东望的现实主义
如果说解决边境是为历史清账，那么对中国的军贸合作则是为现实续命。90年代初，中国空军正处于换代关口，急需第三代重型战机。1992年，叶利钦政府批准对华出口苏-27，合同额约10亿美元。在当时财政枯竭的俄罗斯，这是一笔救急款；对中国而言，却是一块压舱石。首批战机抵华后，中国空军的作战谱系被迅速拉高，随后引进的生产线更是让重型战机制造从引进转入掌握。
与航空兵一同改变防空格局的，还有S-300防空导弹。1993年，中俄签署首批引进协议，随后几年交付落地。这是当时世界上性能先进的地空防御系统之一，配套雷达探测距离长、抗干扰能力强。在北京郊外的试射场，导弹拖着白色尾迹跃起、拦截目标的那一刻，标注着中国国土防空能力跨入了新台阶。对当时急需外汇的俄罗斯军工产业来说，对华出口也是“活血”的关键。
需要补上一点背景：军贸并非单纯商品交易，它背后是对战略互信的押注。叶利钦四次访华，几乎每次都把政治信号和实际合作捆绑推进。尤其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俄，他本人高烧至39度仍坚持会见，并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政治姿态与安全合作彼此托举，随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以成型。对叶利钦而言，东望中国既是资源与市场的选择，也是地缘政治“压舱”的需要。
休克与寡头：西向拥抱的代价
叶利钦另一个姿态，是向西拥抱。他相信快速市场化能让俄罗斯插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于是采纳“休克疗法”：价格放开、补贴骤减、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一并推进。教科书式的清单在现实里却变成了一连串灾难。物价飞升与失业潮相叠加，社会保障体系猝然断裂，养老金发不出、医院药断供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
与休克同步的是“贷款换股权”的私有化方案。政府以极低估值将石油、天然气、黑色冶金、银行等关键资产交由少数资本集团，通过“拍卖”或“抵押贷款”获得短期财政资金。寡头阶层由此成形，他们在欧洲购置游艇与豪宅的新闻，与俄国内商店货架的空空如也形成刺目的对照。1998年金融危机再度袭来，卢布一次性贬值70%，国债违约蔓延，俄罗斯经济濒临崩溃。对普通人而言，90年代是一段难以抹去的屈辱记忆；对政治学者来说，它证明了制度转换中“速度崇拜”的风险。
在制度科普层面，多说一句：转轨经济并非只有“休克”一途，东欧各国路径各异。俄罗斯选择的组合拳在缺乏法治托底、金融监管薄弱、政治制衡不足的环境里，极易导向权贵私有化。这并非市场本身的原罪，而是制度供给与监管能力的错位。
战争与妥协：车臣的血与火
经济的阵痛还未缓解，车臣问题又被推上桌面。苏联解体后，北高加索的分离倾向抬头。1994年12月，叶利钦签署命令，调集约三万俄军进入车臣，计划速战速决。现实却是巷战泥潭与山地游击的消耗。第一次车臣战争持续了21个月，俄军阵亡五千多人，上万平民死伤，格罗兹尼在火光与钢铁中几乎夷为平地。战争不但没有挫败分离主义，反而在仇恨与惨烈中催生了更多极端势力。
到了1996年，为赢得总统大选，叶利钦匆促签署停火协议，同意车臣获得高度自治，事实上默认了其“半独立”的地位。在许多俄罗斯人眼里，这是难以承受的耻辱。撤军士兵无言的背影、残破的城市轮廓，成为90年代俄罗斯国家虚弱的象征。而这次妥协，也为随后爆发的第二次车臣战争埋下种子。对比他在中俄边界问题上的果断，这里是犹豫与摇摆交替出现，反差鲜明。
东西之间：地缘的算计与幻觉
中俄边界的收束与对华军贸，看起来像对东方的主动靠拢；而在西线，他则以为“融入西方”会带来安全与繁荣。现实却很冷：北约在东欧步步东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持续压缩。莫斯科的外交辞令里不乏“伙伴”“合作”之词，换来的却是国际地位的坠落——从超级大国滑落为需要对西方施以微笑的一般性国家。
当我们把两条线放在同一张坐标里会发现：向东是务实的、可量化的收益——边界安定、军工订单、政治互信；向西是难以兑现的宏大叙事——身份认同的追求与制度嫁接的失败。这种“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拉扯，塑造了叶利钦时代的基本轮廓，也解释了为何在中国，他被记住为“老朋友”；而在俄罗斯，他常被痛陈为“罪人”。
从制度到人：历史的十字路口
“时势造英雄，亦能吞噬英雄。”叶利钦接手的是一个在裂解边缘摇晃的帝国：财政空虚、民族问题复杂、权力体系断裂、社会心理失衡。他有改革的雄心，却缺少与之匹配的执行节律和政治调度。对中国，他下了几步影响深远的棋——东段1991年5月协定的执行，1994年西段的再谈，以及其任内三次大规模边界协议的整体推进，使近30万平方公里的东段争议与约5万平方公里的西段争议得以明确，累计约38.5万平方公里的问题被处理，98%的边界争议化解；军贸合作里，1992年10亿美元的苏-27采购与随后生产线落地，1993年S-300系统的引进，让中国防务现代化按下加速键；政治上，他四次到访中国，1998年即使高烧39度仍会见来访的中国领导人，并公开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信号与信心。无论从地图还是从装备序列里，都能看见这些决定留下的刻痕。
对本国社会，他把苏联的棺木钉上最后一颗钉子，随即开启了一段充满血与泪的转轨过程。休克疗法的破坏性外溢到日常生活，私有化的程序失范造就了权贵资本，车臣战事则在国家资源最匮乏的时候撕开新的口子。1998年的金融震荡把前期积累的问题集中引爆，卢布70%的贬值在世界屏幕前上演，俄罗斯的信誉与自信同步受损。
边界线上的测量与莫斯科的价签
有时，历史的宏大叙事要靠细节来复原。远东的冬季，勘界队伍在碎冰上架仪器，按经纬度在地图与实地之间来回对照；塔城草原的风刮在木桩上，边民终于知道该把羊群赶向哪一侧。另一端，莫斯科的老太太攥着皱巴巴的卢布排队买面包，收银员每隔一周就换一次价格表；工厂的门口堆着停产的零件，工人们把抗议的标语扎在铁栅栏上。两幅画面并置，像两种命运的侧影：对中国，叶利钦时代意味着边界安宁与防务跃升；对俄罗斯人，意味着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制度小札：边界、军贸与联盟
- 边界谈判里有两个术语容易混淆：划界与勘界。前者确定线在地图上走向，后者把线落到地面，立桩、测绘、标识。叶利钦的价值，不仅在于认可线如何走，更在于推动把线“钉”到地上。
- 军贸合作与军事同盟不同。中俄在90年代推进的是高科技装备转移与产业链衔接，这需要中长期政治互信，但并不意味着结成同盟。正因如此，“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着重在互利与协调，而非共同防御条约。
- 对转轨国家而言，产权重建必须与法治与监管并行，否则很容易像俄罗斯那样滑向“权贵资本主义”。这并不否定市场，而是提醒速度与秩序要匹配。
余音与评断
2007年，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普京在悼词中称他为“杰出的政治家”，带领俄罗斯走过最艰难的转型期。这句话像是给历史留了一个中性档案：既承认其开创之功，也不回避其治国之失。此后，在普京的统治下，俄罗斯逐步走出90年代的阴影；而中俄关系在延续了叶利钦时代的基础上，抵达了新的高度。
把视角拉回现实：中俄边界在他任内基本落定，近30万平方公里的东段争议与约5万平方公里的西段问题明确，累计约38.5万平方公里的历史尾账得到处理，98%的边界争议终成往事；苏-27与S-300的引入成为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节点；黑瞎子岛问题的后续解决有赖于他当年的铺垫。这些事实，使他在中国被长久记忆。通胀的2500%、GDP在1991—1995年间的42%下滑、1998年卢布70%的贬值、寡头崛起与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惨烈，构成了俄罗斯社会书写他的另一半篇章。
历史写在地图与账本之上，也刻在人心里。叶利钦的功过，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正面是对东方的务实与果断，背面是对国内转轨的冒进与失误。是否“伟大”并非一个抽象的形容词能，关键在于看他在何处、为谁、留下了怎样的结果。站在今天回望，理解那段跌宕的90年代，也许比给出简单的褒贬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