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庐山开的那个大会上，彭德怀被冤枉批评了，还连累了好些人。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好奇，李先念有没有去参加那个庐山会议呢？他在会上是个啥态度？下面就来给大家说道说道。
说白了，李先念肯定去了庐山会议。那时候，他是咱们国家的国务院副总理，还管着财政部，级别上肯定够格参会。再加上，庐山会议的主题里就有经济问题，李先念作为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头头儿，不参加怎么行呢。
1959年7月1日，李先念和毛主席一同坐车前往庐山。路上，李先念给毛主席讲了讲庐山公路的建设进展。在还没到北京工作，还在中南局那会儿，李先念就跟邓子恢他们商量着要修这条庐山公路，并且定下了修建的决定。
在山上修公路那可真是费老劲了，从山脚到山顶，短短35公里的路程，得拐上400多个弯，简直太难了。毛主席知道这事儿后，心里很有感触，于是写下了《七律·登庐山》这首诗，开头两句说的是“一座大山挺立在江边，爬上去得绕过葱郁树林的四百多道弯”。
说起来四百旋，其实就是李先念提到的那400个弯道。庐山会议眼看着就要圆满落幕了，可彭德怀给毛主席递了份意见书。毛主席一看，决定把会议时间拉长点，还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复印出来，让大伙儿在会上一起琢磨琢磨。
李先念同样瞧见了彭德怀提的意见，他对此咋看的呢？跟黄克诚聊天时，李先念讲道，咱们得真真切切吸取之前的教训，得下猛药，把以前不对的路子给掰正过来。
李先念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觉得彭德怀意见书内提及的诸多事项，都蕴含着深刻的教训，得好好解决掉这些问题。
姚依林问起彭德怀的信里是否存在路线上的偏差时，李先念回应说，提个醒也好。到了7月19日，李先念跟程子华和姚依林聊起这事，他说：“我之前跟王任重、刘建勋聊过，我们大体上是赞同彭总的看法的。”
李先念就是这么个看法。他负责经济方面，对于彭德怀意见书中所提到的问题，他显然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在小组讨论时，李先念也针对农村食堂和人民公社的事情，讲了几点实在的问题。
7月21号那天，李先念又找姚依林聊了聊，他说自己把彭总的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感觉信里头还是带着点情绪。说实话，李先念确实是把彭德怀的信好好琢磨了一番。彭德怀提的意见里头，既有实实在在的情况，也夹杂着个人的一些不满。
不久，毛主席表明了态度，他认为彭德怀的信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不坚定”，属于“右倾倾向”的问题。紧接着，会议的整体走向发生了彻底变化，转而集中对彭德怀进行批评。
开会那会儿，李先念和张闻天住得很近，俩人老一块儿聊天，聊的大多都是经济上的事儿。李先念还给了张闻天一些关于国家经济的具体数字资料。
彭德怀和张闻天他们被定了性后，李先念也跟着遭了殃，被归到了有右倾想法的“一批二帮名单”里头。这里的“批”就是说批评，而“帮”呢，就是给帮忙改正。其实李先念的情况并不算多严重。
就在这时候，周总理开口了。他问，为了大炼钢铁，花上几十亿，到底值不值当？这事儿是李先念提出来的，但李先念对总路线那可是坚信不疑的。周总理虽然指出了李先念的一些考虑不周，但同时也明确表示，李先念对总路线的信念是坚定的。
之后，李先念也在那个会上讲了几句话。他讲，刚开始上庐山那会儿，他心里琢磨的是怎么解决眼下工作上碰上的几个实际问题，就像粮食啊，副食品这些。彭德怀的那个意见书里头，也扯到了些具体的难处，这一点上，我俩感受差不多。不过话说回来，我提这些工作上的具体问题，那是建立在完全支持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对总路线、大跃进都是百分之百赞同的前提下的。
过了两天，李先念又一次站出来说话，他表示自己对于总路线一直都很坚定，但在某些细节上，想法可能没那么周全，偶尔会有点偏激。但这些都是干活时碰到的小问题，跟大方向、大原则没半毛钱关系。
周总理说的那句话，真的挺关键的。李先念跟他们不是一路人。毛主席也觉得，李先念是干实事的人，财经方面的行家，军事上的事儿他不太插手，跟彭德怀他们走得也不近。因此，李先念没啥问题，还是接着当他的国务院副总理和财政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