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不仅源于武器、人力、物力的较量，更是科学思想的指引所致。自日本侵华以来，尤其是卢沟桥事变之后，毛泽东凭借其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在对中日两国国情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一套与我国抗战实际高度契合的思想理论。这套理论为中华民族的抗战指明了航向，主导了抗战的全局进程，形成了巨大的思想优势，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涵盖了军事、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在军事战略层面，人民战争、持久战与游击战构成了其战略思想的三大基石，为我国以弱胜强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则构成了指导抗战胜利的关键政治与文化战略。毛泽东关于发展经济的理念，立足于抗战胜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这种宏观的思考同样具有战略层面的深远意义。本文将重点阐述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持久战、游击战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
人民战争理念
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源自大革命时期，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巅峰，其在毛泽东军事理论体系中占据根基与核心的位置，对其他战略思想的制定与影响亦至关重要。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鉴于我国抗日武装力量的严重匮乏，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我国人民若欲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务必“汇聚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动员浩如烟海的革命武装”，将抗战转变为一场全民性的、全面的民族战争。
首先，“兵民是胜利之本”，此言揭示了战争力量的最深层源泉，根植于民众之中。在民族抗战初起之际，毛泽东便深刻指出：“民力与军力相结合，足以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一击。若民族战争不依赖广大人民群众，则胜利无从谈起。”（《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7页）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他再次强调：“如此宏伟的民族革命战争，若缺乏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动员，胜利无从谈起”；“日本之所以敢于挑衅我们，关键在于我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若能克服这一弊端，将日本侵略者置于亿万觉醒民众之前，他们犹如狂牛闯入烈焰，稍有呼唤便能令其惊慌失措，终将遭受毁灭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511页）这些观点也是对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策略的批评。鉴于其不敢发动民众进行全民族抗战，国民党政府在短短一年零三个月内，连续丧失华北、华中、华南超过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此，毛泽东于1937年10月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曾指出：“正是因为尚未开展群众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积极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展人民战争，不断开辟敌后战场，使其逐渐成为对日作战的主力。至1942年年底，60%的日军和95%的伪军被用于对付中共军队。到了1944年3月，敌后战场抗击的敌伪军总数已高达84%，而正面战场仅抗击了16%，不足敌伪总数的六分之一。（《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着动员和依靠人民的宗旨，引领全民族投身于抗战的伟大洪流，将日本侵略者淹没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图中展示的民兵在冬闲时节积极进行训练，时刻准备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其次，人民群众构成了战争胜负的核心决定力量。尽管战争的胜负受制于敌对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以及主观指导能力等多重因素的交织，然而，这些决定性因素最终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来显现。在政治层面，战争的性质需通过人民群众对战争立场的反映来体现，而人心向背的长期影响则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经济层面，战争的物质基础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与创造，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例如，抗战中期各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正是依靠这一举措，中共及其军民才得以度过难关，最终赢得胜利。在军事层面，人民群众与军队的紧密融合，能够形成对抗敌人的整体优势，从而弥补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不足。在自然地理层面，人民群众对战区环境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到战力的发挥，进而对战争的胜负产生深远影响。地道战、地雷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等，都是人民群众在不同自然条件下采取的战斗策略。鉴于人民群众在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无疑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人民群众，是无数真心实意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这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任何力量都无法攻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华北前线的某户人家挂出了这样的对联：“团结一心捍卫国家主权，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自由”，横批是“抗战到底”。北京密云县的邓玉芬，毅然将丈夫和五个孩子送上战场，他们全部英勇牺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毛泽东“站在抗日前线，为保卫祖国献出最后一滴血”的号召。这便是中华儿女英勇无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怒吼，是人民战争的澎湃力量，更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坚定誓言。
在战争动员方面，他推动了全面而深入的整体动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在战争力量的部署上，他提出了“三结合”的组织模式，即八路军、新四军与游击队、民兵的有机结合，以及武装群众与普通群众的联合，以增强整体战斗力；在斗争策略上，他将武装斗争与各领域、各形式的斗争紧密结合，形成了协同作战的整体优势。在这一战略思想的引领下，我们迅速集结起战胜侵略者的磅礴力量。
持久战战略思想
卢沟桥事变爆发未满一年，日寇便迅速占领了我国众多城市与领土，国内民众对于抗战的未来深感忧虑与困惑。然而，伴随着台儿庄等局部战役的胜利，部分人士又陷入了盲目的乐观情绪，误以为通过短暂的决战即可迅速击败日军。一时间，“亡国论”与“速胜论”喧嚣尘上，严重扰乱了国人的思想，也动摇了全民抗战的决心，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回顾抗战以来的经历，为全国人民阐明抗战的前景，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肩负的历史使命。
此刻，“抗日战争必将成为一场持久战”已成为国共两党的一致看法。然而，在如何实施持久战的问题上，两党的主张却存在显著差异。朝野各界对于持久战的持续时间预估普遍偏低，诸多观点认为日本难以支撑超过一年半，届时将引发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以及国际势力的干预。然而，抗战已进行近一年，我国却屡遭挫折，而日本不仅在军事上日益壮大，其经济及国内社会状况亦未见崩溃之兆。于是，许多人开始质疑，究竟中日两国中，哪一方将率先无法承受这场持久战的考验。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毛泽东洞察力非凡，于1938年5月仅用七日七夜便著成《论持久战》，旨在解答“战争走向如何？能否取得胜利？是速胜还是持久战？众说纷纭持久战，但为何是持久战？如何实施持久战？众望所归的最后胜利，为何能到来？如何赢得最后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9页）这些问题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同年7月，《论持久战》作为单行本问世，随书附上的毛泽东亲笔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最终胜利”亦一并分发至各地。
毛泽东坚决反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谬误，准确预测了抗日战争的走向。他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明确表示：“中国不会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中国能否迅速取胜？答案是否定的，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他的立场坚定，态度明确。在著作的结尾，他进一步简洁地总结道：“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最终胜利属于中国。”在书中，毛泽东从多个角度阐述了这一观点。当时，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中国还是外国，很多人对这个结论持怀疑态度。然而，毛泽东的预见最终得到了验证——中日之间的六年局部战争和八年全面战争，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我们没有迅速取胜，而是全民族坚持了八年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赢得了这场胜利。
毛泽东深刻洞察，预见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关键阶段。他明确指出，经过这三个阶段，中国必将从劣势逐渐过渡至平衡，最终实现优势。特别是战略相持阶段，其持续时间较长，面临的挑战也最为严峻，但却是战争转折的关键。在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作战方式为游击战，辅以运动战。虽然战争残酷，但游击战定能取得胜利。中国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国家，抑或沦为殖民地，并不取决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沦陷，而是取决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共同努力的程度。只要我们能够坚守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战，中国就将在这一阶段积聚起由弱转强的力量。毛泽东的这一分析与预见，最终一一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毛泽东精准地洞察了战争中的国内外局势。首先，他对战争规模的预测令人信服：“这场战争，在东方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也将载入史册，成为伟大的一页。”从战争持续时间、涉及人口、伤亡人数、毙伤俘降敌军人数、战争损失等多个维度来看，中国抗日战争无疑具有空前伟大的意义，它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曾预见日本会尝试劝降，而中国绝不会屈服。果不其然，不到半年，汪精卫便派代表与日本进行谈判，不久便公开投敌。毛泽东还预见，战争“必将使旧日本转变为新日本，使旧中国转变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民和物质都将在这场战争及其之后得到重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57页）事实的确如此，经过抗日战争，中共的力量和威望显著提升，随后在解放战争中，最终成功建立了新中国。战后，日本也实现了改造，军国主义和军人政治集团得到了根本性的遏制。毛泽东的其他预见也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得到了一一验证。
◆1938年版《论持久战》一书局部内容。
《论持久战》篇幅虽仅五万余字，却不仅清晰阐释了战争的形式与进程、战略方针以及战争的结果，更深入探讨了军事与政治、战争与人民、中国与外国等多方面的战略论述。这使得持久战战略不仅具备了实际操作性，更增强了其说服力，标志着持久战从最初粗略的战略构想，跃升为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此外，书中诸多预见与判断在抗战实践中得到验证，使得《论持久战》不仅体现了先进性与正义性，更彰显了其科学性与准确性。
《学习〈论持久战〉哲学笔记序言》，《人民日报》1990年6月23日第2版）众多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以及后方的地下工作者，正是通过这部著作的传阅，深刻领悟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与前进方向。
持久战的理念不仅深刻影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众与军队，亦对国民党军官产生了深远影响。傅作义、卫立煌等将领对《论持久战》表现出浓厚兴趣，不仅亲自研读，还将此书推荐给部下学习。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对《论持久战》赞誉有加，将其视为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并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精炼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随后，白崇禧将这一理念转述给蒋介石，蒋介石亦表示高度赞同，并同意将其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西方世界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有外国记者评论道：“无论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亦无论他们所支持的是哪一方，如今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可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精准分析，以及他对未来局势的准确预见。”（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作为竞争者，日本同样对《论持久战》给予了极高的关注，特别是对毛泽东关于持久战三个阶段的关键论断尤为重视。在翻译过程中，部分译者故意调整了《论持久战》中对战局的预测，旨在避免动摇日本民众的信念；他们甚至对日军不利境遇的用词进行了修改，甚或扭曲原文，宣扬日本必能达成其战略目标；更有甚者，对于批评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揭示日本战争中的劣势和不利因素的段落，干脆不予翻译。直至败局逐渐显现，日本政府才开始重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和预言力，全文进行翻译，以供军政各界参考与利用。
《论持久战》一书所阐述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宛如黄钟大吕，消散了笼罩于华夏大地的重重迷雾；又如旭日东升，为抗日战争的历程指引了光明。它不仅是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瑰宝，更是全人类宝贵的军事财富。
游击战战略思想
游击战，作为一种与运动战、阵地战相区别的武装斗争方式，其历史在中外皆源远流长。在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我军对游击战的应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战争的形态与作战对象发生了重大转变。面对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原先的运动战和阵地战策略已不再适用，迫切需要及时调整军事战略。
“当前红军在决战问题上并未扮演任何角色，我们有一套自己的独门绝技，那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非运动战）。”（《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页）
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虽积极调集兵力进行抗击，然而战局多舛，北平、天津、上海等要地相继失守。综合考量彼时的抗战局势及红军在兵力与装备上的优势，开展游击战显然是实现与日军持久对抗、逆转劣势的有力途径。
为强化党内外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意义的理解，毛泽东综合抗战十个月来的实战经验，于1938年5月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该文从战略层面出发，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全局中的重要角色，并就抗日游击战争中如何主动、灵活、有计划地实施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相协调、建立抗日根据地、实施战略防御与进攻、推动运动战发展、确立正确的指挥关系等六个关键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论述对于指导抗战最终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文章中，毛泽东以辩证的视角深入剖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特性以及敌强我弱的根本格局，指出：中国虽地域广阔但国力较弱，而日本虽国土狭小却武力强大。在这种态势下，敌人所占区域广泛，战争也呈现出持久性。鉴于日本国土狭小、兵力不足，其在占领区中存在诸多空隙，因此游击战并非主要在内线支援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独立作战，从战略层面辅助友军的正规战。加之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游击战已不再是小规模行动，而是发展成大规模运动。毛泽东断言，“战争的持久性与残酷性决定了游击战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从而引发了根据地建设、向运动战转变等问题。因此，中国的抗日游击战已从战术层面跃升至战略层面，迫切要求我们从战略角度审视游击战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5页）在此，毛泽东确立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驳斥了轻视和反对游击战的错误观点，同时反击了国民党对我们“游而不击”的指责，将人们的认识提升至新的高度。
广泛进行三五成群的灵活战术，犹如神出鬼没般对敌人展开麻雀战。
事实上，不仅限于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众多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都广泛开展了游击战。然而，我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多个维度上，都堪称世界之最。首先，其持续时间之长，达到了8年之久。其次，其规模之宏大、覆盖空间之广阔，堪称空前。二战期间，欧洲各国共有300万人投身于游击武装，而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武装人数则超过百万，此外还有200余万民兵参与，建立了19个抗日根据地，覆盖了近亿人口和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再者，其作战水平之高、能量之大、战略作用之显著，同样无与伦比。尽管装备简陋，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亿万民众在游击战理论的指导下，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草根战法”，凭借“敌进我进”的非凡胆识，如水银泻地般渗透进日军占领区，呈现出一幅“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壮丽画卷，打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敌后战场。这种壮观的景象，与毛泽东将游击战从战术提升至战略地位，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战略有着直接的关联。
大规模游击战的展开，不仅重塑了双方交战的基本格局，迫使日军陷入需同时应对两个战场的困境，更极大地改写了双方作战的“游戏规则”。这迫使超过半数的日军放弃了他们擅长的大兵团作战模式，转而被迫采取高度分散的部署来应对游击战。由此，中日战争偏离了日军所追求的速战速决方向，转向了毛泽东所设定的持久战轨道。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游击战独树一帜，有效抵御了超过半数的日军和几乎所有伪军的进攻，支撑起了抗日战争的半壁江山。其规模之宏大、能量之巨大、战略作用之显著，远超日军的预期，堪称世界各国游击战中的佼佼者，是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1965年，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在文中指出，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游击战，但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其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最终成功击败了日本侵略者。
鉴于持久战与游击战所展现的强大威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及游击战的理论，已被众多亚非拉地区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广泛采纳，进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性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战略性的，亦是策略性的。它不仅明确了革命力量的布局与计划，确定了无产阶级的主要攻击方向，而且它本身便是一项战略任务，旨在动员和联合一切可能的盟友。”（详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视角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策划抗战的战略基石，更是确保抗战胜利的核心政治策略。
自大革命爆发以来，我国便开始了统一战线的探索，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那么，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有哪些新的发展和特点，这些新特点又如何助力了抗战的最终胜利呢？
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局势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秉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策略与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铸就了一道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亲切接见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重要负责人李公朴。
首先，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该战线囊括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层，更涵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乃至积极争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加入。针对不同阶级，我们灵活运用策略，旨在促成他们共同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基于此，我们首先推动国民党转变立场，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对蒋介石而言，我们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策略转变。同时，我们积极争取中间派和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例如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人。毛泽东同志还积极联络邹韬奋、沈钧儒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呼吁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共赴国难”。此外，我们依靠工农阶级，实现了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中共及毛泽东同志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争取农民民主权利、改善农民生活的具体措施，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民参与抗战，使其成为我们最坚实的革命同盟军。
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特性。毛泽东深谙，全民族抗战过程中矛盾与冲突层出不穷，即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企图破坏的敌对势力与反革命分子亦不会自行消亡，我们需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保障统一战线的稳固。基于此，毛泽东总结提炼出“坚持抗战，抵制投降；坚持团结，抵制分裂；坚持进步，抵制倒退”的三大口号。鉴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与妥协并存”的复杂性格，毛泽东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他们采取“联合与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对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我们予以有力的反击与遏制，通过斗争促进团结。在斗争中，我们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通过斗争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推动时局向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中共的主张以及针对摩擦所进行的反击，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的反击，赢得了国内外人民的广泛同情和舆论的普遍支持，迫使国民党顽固派暂时搁置反共方针，重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
三是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性问题。这要求我们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同时坚定维护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构建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必须抵制“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他坚决反对王明在抗战初期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妥协观点，强调不能因为国共合作而忽视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必要权利。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首先是政治上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法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标也无法实现，国家的安全也无法保障。（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2页）毛泽东主张，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灵活运用独立自主原则，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都应坚决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定，同时绝不能自我束缚。他将这一原则概括为“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多种情形，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当前，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动员各国人民，组建国际统一战线，共同为抗击法西斯而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6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始终致力于构建全球反法西斯抗日统一战线，体现了“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了自身的救赎，而且在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承担了伟大的历史责任”。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社会团体、海外侨胞，以及所有爱国之士，纷纷以不同形式投身、助力抗战。中华民族展现了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的爱国情怀，涌现出无数舍生忘死、救国救民的民族英雄。亿万同胞以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以伟大民族牺牲和历史担当为核心的抗战精神，已然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瑰宝。
在一场关键性的军事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战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其实质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总体方略。”在抗战年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更在实践中成为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并最终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全面胜利。可以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正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胜利。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对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军事行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我军军事行动的重要理论支撑。今日，面对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大变局，深入汲取毛泽东战略思想在指导抗战中的历史经验，学习他应对强敌和复杂局面的战略智慧和思维，对于我们指战员在面临重大风险和挑战时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战略主动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